李世民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孤独感。他开疆扩土，建立了伟大的功业，被尊奉为“天可汗”。他一生最喜欢的居然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他向往那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世界，他希望回到南朝文人那种最放松、最无所追求的生命情调，这是很荒谬的组合。曹操身上就已经有这种两极性。唐太宗写过《温泉铭》，书法很漂亮，他一生追求的就是王羲之的世界。王羲之是一个不要做官，退隐下来与山水对话的文人。唐太宗的身上好像也有这个部分，这些复杂构成了初唐时期很特殊的一种生命经验。在这样的生命经验当中，我们忽然看到每一个个人都有机会在水到渠成的文字形式当中把内心的生命经验完整地唱出来。陈子昂站在那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我们今天活着，不见得会觉得天地悠悠跟我有何干？可唐代的诗人，所体会到的宇宙意识是每个人都觉得天地悠悠与自己的生命有关。这是空间跟时间的放大状态。

从注重视觉经验和身体经验的“边塞诗”，到书写奢侈与华美的“贵游文学”，再到“侠”，是初唐文学的发展脉络。初唐时候，最重要的生命风范是“风尘三侠”，一定要有一个《李娃传》里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的美丽的女子——李娃，还要有那种虬髯客。虬髯客这些人跟着李世民打天下，打完天下以后不愿意被封官，然后在荒沙漫漫的旷野上告别。到现在这还是武侠电影中让人觉得很美的东西，这里面有一种侠的精神，而那个侠就是肝胆相照。可是该走的时候他就走了，没有任何人世间的依恋。

侠的精神来自春秋战国的墨家，侠的精神在中央政权非常稳定的时代，是最受忌讳的。凡是侠大概都有打天下的可能性，所以中央政权很害怕侠。可是即位之前的唐太宗，身边全是侠，他取得帝位以后这些人就离开了。他们觉得自己不是治国的人才，宁愿去浪迹天涯，这中间就有了美学意义。现在舞台上很多故事来自《隋唐演义》，有一出戏叫《锁五龙》，就是讲帮助秦王李世民变成唐太宗的这些侠之间的某种生命关系，非常豪迈。侠的精神后来在李白身上也非常明显，李白一生当中只希望变成两种生命形态：一个是仙，一个是侠。他早期是求仙，每天在山上跑来跑去求仙，跟炼丹的道士交往；后来他对仙感觉到幻灭，开始追求侠，自己练剑，去结交侠士。据说他从四川出来短短数年，三十万耗尽，就是因为跟这些侠来往。跟侠来往就要一掷千金。从讲究勤劳、节俭的农业伦理去看李白，他全部不合格。可是流浪性的侠的生命经验，慢慢累积起来，变成初唐共同的宇宙意识。唐代是文学史上少有的一个时期，个人有机会把自己解放出来，个人不再是被当作群体的角色来看待，个人就是纯粹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