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是多么辛苦的事啊，要把情感准确地放在一个句子里，可是《长干行》如此简单，如此活泼。在《长干行》中，李白以一个男性诗人身份做第一人称的女性书写，其中的转换与书写其实非常困难。可开篇第一个字就是“妾”，是女性的谦称。“妾发初覆额”，五个字就生动地呈现出一个小女孩的画面。中国古代的小女孩，头发往上梳，冲天炮一样。等到九岁、十岁的时候，可以往下有刘海了。头发刚刚盖住额头，大概就是十岁左右的一个小女孩。李白用描写头发来表示年龄，比直接说这个小女孩多少岁要活泼很多，因为这中间有个形式化的过程。这种语言模式，后来延续了下来。在我童年的时候，看到隔壁邻居家的小女孩剪刘海时，就知道她大概开始成熟了，一般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覆额”这两个字非常形象。“折花门前剧”，没有事干，在家门前折了一枝花在那边做游戏，“剧”是游戏的意思。语言模式非常自由，创作者身份的转换也非常自由。

现在很少看到男性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会转换成女性第一人称，在唐诗中这种情况却非常多，而且常常假设自己是一个幽怨的妇人，情感非常细腻。比如《长相思在长安》，是很典型的闺怨诗。唐诗中很多闺怨诗都是男性写的，如果用今天的社会习惯来看，会觉得有点怪异。这是文学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在文学中角色可以改换。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一会儿是林黛玉，一会儿是薛宝钗，一会儿是薛蟠，一会儿又是贾瑞。作为小说的创作者，他的角色一直在改换。如果他的角色不改换，就不可能把那些角色写好。当他在写林黛玉的娇弱、幽怨的时候，他绝对就是林黛玉。文学与艺术有趣的一点是使单一角色变成多样角色，从而使生命获得宽容度，对人有更多的了解。

写《将进酒》的李白豪迈粗犷，写《长干行》李白，却成为一个哀怨的女子。这种角色的转换，使得唐代在心理学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时代。角色越能够多样转换，社会心理就越健康。当一个时代封闭、狭窄的时候，个人在社会上的定位是不能改换的。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父亲就是父亲，孩子就是孩子。如果角色可以设身处地地转换，社会中间的对话会相对丰富。

唐代是非常豁达、非常活泼，充满生命力的一个时代。在唐太宗或者武则天身上，都可以看到时代文化的多重性。武则天从一个卑微的宫女成为一个帝王，角色转换了很多次。她每一次都扮演得百分之百正确。写《长干行》的李白也在演一出戏，他变成了一个刚刚剪了刘海的小女孩。“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这不是第三人称的客观书写，而是第一人称的直接书写。第一个字是“妾”，其实就是我。李白第一个字是“妾”，之后他的角色就跟着这个“妾”在走。李白已经将自己的角色转换成拿着一朵花在那边游戏的小女孩。

文学与艺术或者说美的世界，对人生最大的贡献，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功利的状态。所谓“功利”，就是每个人囿于自身的角色定位，无法去理解他人。文学与艺术会使人转换，从他者的立场与角度来观察生命现象。设身处地是最合适的爱的基础。只有设身处地才会产生爱。那些攻击、对立，都是因为没有设身处地。因为只有一个自身的立场，所以对方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