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莱修思想中唯一有决定论色彩的就是他关于无序状态的基本理论：“一切都在逐渐衰退，在岩礁上搁浅，随着岁月流逝耗尽自己的生命。”

于是人们开始形成关于有目的意图的超自然仲裁者的观念。比如，我们可以在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兴起》（Rise of the Roman Empire，写于公元前2世纪）一书中看到作为仲裁者的“命运”这个古典概念的演化过程：

恰恰是我笔下事件中不可预知的因素，方能挑战和激励人们……来研究我这体系化的历史……命运操纵着世上近乎所有的事件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并迫使它们朝着唯一且相同的目标前进，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以纵览全局的角度向人们展示命运圆满完成目标所经历的过程……事件进展的总体计划、何时产生、源自何处以及结果如何，都是由命运完成的……因为尽管命运总是新意迭出、在人类生活中上演新的剧目，却还从未创造出或上演过像如今这个时代我们目睹的戏码。

波里比阿认为，命运的“变化无常”其实是有目的的，即罗马的胜利。这种看法代表修史者向神性干预的决定论立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可以在塔西佗那里看到类似的观点，尽管在他书中神的目标是摧毁罗马：“罗马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苦难充分证明……神惩罚我们的急切。”对塔西佗和波里比阿来说，“事件实际过程”的“结果通常是由偶然性摆布的”，“但事件发展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原因”。

波里比阿承认的另一个超凡因素是来自斯多葛学派的历史循环概念，这种循环在周期性的自然灾难中进行：

当洪水、瘟疫或农业歉收……毁灭了大部分人时……所有的传统与艺术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但随着幸存者逐渐从灾难中恢复，人口开始增加，就像土壤里的种子萌芽成长一样，人类社会生活将开始新的一页。

当然，在《旧约·传道书》中也能找到关于循环过程的相同观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不过，来自希伯来的天启计划比希腊罗马的命运之说要复杂得多。在《旧约》中，耶和华的意图是在复杂的历史故事中展开的：创世记、亚当夏娃的堕落、拣选以色列人、先知的出现、犹太人出埃及，还有罗马的兴起。早期基督教的《新约》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一个革命性的结尾：道成肉身、耶稣受难与复活。所以，犹太人与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从早期开始就比古典史学更具决定论意味：“上帝不仅主导着世上一切事务，而且对于早期的基督教徒来说，上帝的干预（以及潜在的意图）是历史唯一的意义。”在优西比乌的著作（公元300年）中，不管是人还是事，要么支持基督教得到上帝的宠爱，要么反对基督教并因此注定要走向失败。

不过，过分夸大教会史的决定论也是错误的。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上帝并非完全偏爱基督教徒，而是对他们赏罚并重；因为善人也好，恶人也好，都已沾染了原罪。奥古斯丁的上帝全能而全知，但他赋予了人自由意志—尽管这种意志已因原罪减弱并趋于作恶。用神学的术语来说，奥古斯丁介于摩尼教的绝对宿命论与贝拉基主义者之间，前者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后者则认为自由意志不会因原罪带给人的缺陷而有所让步。用历史学的术语来说，奥古斯丁结合了犹太基督宗教关于神预先安排的观念与人相对独立的自主性—这是对早期希腊罗马思想的一种独特的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