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黑格尔以这样的论证把预定论给世俗化了，加尔文的神学教义被他挪用到了历史领域。个体现在不仅无从得知自己在来世是否能得到拯救，也无法掌控现世生活中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代表了彻头彻尾神学决定论的终结—如果承认存在一个至高的神，这从逻辑上来说也许是合理的结论，但也一是因为奥古斯丁等人的不懈努力才使之如此缜密。同时，在黑格尔观念论的历史哲学与其他的唯物论之间至少存在粗略的相似。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机巧”也许比康德的‘自然’、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更严密，但这些类似神的概念扮演了大同小异的角色。

黑格尔主义者很可能会说，观念论和唯物论最后的综合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黑格尔逝世的年代，这种综合仍然显得遥遥无期。与这位伟大的观念论者同时代的英国人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模式，（正如博伊德·希尔顿等人所认为的）潜在地以宗教模式为基础，但从表面上看，他们仍然在很自觉地继续运用经验的、唯物论的原则。此外，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典型特征在于，与黑格尔的相对乐观主义（黑格尔与康德在基本立场上都持历史进步论）比较起来，它更呈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李嘉图的农业收益递减律、利润率下降规律以及工资铁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样，将经济描述为一个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平衡与有道德报应的系统—其增长不可避免地会伴随有停滞和收缩。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模式与历史循环论而非历史进步论更为相似。

黑格尔关于历史过程的观念论模式与同时代法国的众多唯物论也没有太多明显的雷同。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宣称发现了另一条“伟大的基本定律”：“我们拥有的每个重要概念—每一种知识，都要相继经历三种不同的理论状态：神学的（或虚构的）阶段、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阶段以及科学的（或实证的）阶段。”照泰纳的说法，这本专著是历史学家最好的工具：“他如同利刃扎入历史，抽出来时带着过去真实的血液。在二三十次这样的勘测后，一个人才能对一个时代有所理解。”总之，没有人想到过让英国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彼此联姻，从而发展出最成功的决定论。

马克思与19世纪其他历史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担心自由意志问题，也许这恰恰是他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当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号召“真正崇尚科学的思想家通过将事实与普遍历史理论相联系”，来“找出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的衍生法则”时，他是在回应此前的孔德和康德。然而就像19世纪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一样，穆勒暗地里有点害怕从决定论滑向宿命论。毕竟，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抛弃自由意志—个体的作用—是很困难的。穆勒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重新定义“因果关系或必然性的学说”，以便表明“只有人类的活动是普遍法则、人类本性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特定性格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性格又成为构成其教育背景的自然环境与人为因素的结果，这当中，环境必须被视为他们有意识的努力。”不过，仔细考察的话，这显然是个相当大的限定。而且，在一段明显进行了反事实假设的文字中，穆勒公开地承认“普遍原因是举足轻重的，但个体也会让历史产生重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