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资本论》提出了一个明显《圣经》式起源的预言：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不可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像其后来大多数的解释者那样教条主义。实际上，前人政治预言的失败让他们间或也会在著作中对决定论有所调和。马克思自己就承认“发展总趋势”的“加速或延后”会受到“包括了……个体‘偶然的’性格等‘意外因素’”的影响。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常常跳跃着、曲折地前进”。这会对“思想的连续性造成很多干扰”。在恩格斯后期的书信中，他试图论证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后来证明这番努力是徒劳的）。

正是这样的难题让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备感困惑。在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尽管他千方百计想要摆脱一大堆几乎能说明个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例子，但最后举出的例子实际上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更多地持反对而不是赞成意见。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路易十五是另外一种性格，法国国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也许能有所扩大，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也许会发生改变。如果蓬巴杜夫人对路易的影响更小一些，苏比斯亲王糟糕的将才可能就没有施展的余地，海上的战争或许能进展得更为顺利。如果1761年8月布图尔林将军在斯切格（今波兰的斯切戈姆）向腓特烈大帝进攻—就在伊丽莎白女王死前几个月—他可能改变腓特烈大帝的行军路线。如果米拉博活了下来或者罗伯斯庇尔死于一场意外会怎样？如果波拿巴在他早期进行的某次战争中战死会怎样？普列汉诺夫试图把所有这些限定条件和反事实假设都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中。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企图的表达很是晦涩费解：

（个体）……是必然的工具，而且是由于其社会身份及其产生的心态和气质不自觉地成为这样的工具。这也是必然的一个方面。既然他的社会身份让自己拥有特定的性格，那么他不仅是不自觉的，而且是抱着十分急切的心情想要成为必然的工具。这是自由的一个方面，此外，这种自由来自于必然，准确地讲，自由恰恰是与必然同一的—它是转化为自由的必然。

因此，“个体的性格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社会关系决定了它发展的目的、方式和程度”。普列汉诺夫甚至预料到了后来布里的论证，即历史的偶然是其必然性因果链之间冲突的结果，但他从中得出的是更富决定论意味的结论：“不管有多少心理学、生理学的原因复杂精巧地交织在一起，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可能消除产生法国革命的强烈的社会需求。”即使米拉博活得再久一些，罗伯斯庇尔离世更早，波拿巴死于冷枪的一颗子弹：

事件也许仍然会按照同一轨迹发展……革命运动的最终结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展成它既有结果的反面。有影响力的个人可以改变事件的个别特征和某些特定的结果，但却无力改变总的趋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总趋势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个总趋势，他们就绝不可能从潜在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