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在一个世纪以后，就让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臣民们远远多于现在，但我丝毫不会担心他们会变得对我们毫无用处或构成某种威胁。在我看来，这种害怕仅仅是凭空想象，毫无根据可言。

甚至北美已有的十四个殖民地政府都认为联合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殖民地不仅在不同的总督管辖之下，而且有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法律、不同的利益。其中一些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他们深深嫉恨彼此，以致无论各殖民地多么需要为共同御敌、保全自我而联合，无论各殖民地多么清楚这种必要性，他们仍然无法有效地团结，哪怕连要求母国替他们建立这个联合体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如果殖民地无法联合起来抵御“总是搅扰生活、烧毁村庄、杀害村民”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我们难道不能合理地假设他们不会联合起来反抗自己的国家吗？他们受到这个国家的保护和激励，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血缘、利益和情感的纽带。人们都知道他们对彼此的爱远不如对这个国家的爱”。富兰克林预测，“这样的联合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又立刻加了一句“除非遇到了最令人痛苦的暴政和压迫”）。

七年战争的第二个后果来自战争结束的方式—经调整后的英国内阁决定停战，却被普鲁士腓特烈二世认为是对自己的抛弃。这是个十分关键的决定，它导致1776年战争爆发后，英国没有来自欧洲大陆的盟国。如果没有受到干扰，英国或许还有可能控制或镇压北美殖民地的叛乱。但18世纪80年代它又被拖入了一场更大的战争，同时要面对法国、西班牙的波旁政权与武装中立国同盟。曾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大陆盟军对于英国维持海上霸权是至关重要的，约克镇的“羞辱性时刻既不是因为行政当局的软弱，也不是因为陆海军的无能，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孤立”。 1763~1776年，如果英国拥有来自欧洲大陆的盟军，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但此时的欧洲大陆由于并不存在法国扩张的威胁，各主要国家都不会有兴趣参与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过度地消耗了军事资源。但并没有太多人预见到这一点，就像没有太多人预见到和平保留加拿大的结果一样。

对大西洋两岸关系前景的战略性思考通常都集中于另一个主题。一些评论家推测，英国和北美之间人口平衡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帝国内部关系的重新定义。1776年，亲美派如理查德·普莱斯等人可以用这种观点来论证美国独立的必然性：

他们的人口现在已几近我们人口的一半。从最初那一小群居民到现在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他们很有可能继续增长；五六十年后，他们将是我们人数的两倍……形成一个由不同州组成的庞大帝国。在所有能赐予人类荣耀与幸福的艺术与事业上，他们都与我们不相上下甚至超越我们。到那时，他们还会容忍我们像现在这样凌驾于其上吗？

然而，即使持有这种（可以回溯至几十年前的）想法的人，也没有料到18世纪70年代发生的巨大灾难。就连普莱斯本人也是如此，他在致信富兰克林讨论1769年殖民地人口统计数据时，也没有预想到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普莱斯改写了那封信，准备作为论文提交给皇家学会，他在文中加了一句关于殖民者的话：“此前他们还是我们不断增多的朋友，但现在由于不公正、致命的政策，他们更有可能反过来变成不断增多的敌人。”但此时普莱斯所谴责的仍然是英国的殖民政策，而不是人口统计学的无情逻辑。

普莱斯在革命爆发前的信件里完全没有表现出对这件大事的预料和猜想，显然说明他和与他同时代的几乎所有人一样，对此持视而不见的态度。18世纪60年代发生的立宪冲突毕竟是通过协商解决的；18世纪70年代中期革命的爆发，甚至让那些后来冲到独立战争前线的殖民者也为之震惊。不赞成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普莱斯对北美殖民地事务的兴趣，最早是源于他看到殖民者们起而反抗那些“真理与自由的敌人”—主教。这无疑是与他的立场相似的：“一旦他们在那里的反抗站住了脚，又有此处朋友的保护和帮助，他们就极有可能获得一种超出教会的力量，与其他宗派产生抵触，不再与他们享有平等和共同的自由。”可见，普莱斯关注北美事务是出于英国人传统的异端恐慌，而不是即将到来的美国独立或它的宪法声明。

当然，我们也可以事后诸葛地给出不同的观点：1773年，马萨诸塞州代理总督托马斯·哈钦森认为，保留加拿大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陷入了与议会的争论之中。他认为，如果没有犯这个错误，“就不会出现任何对母国的反对，而且我认为此错误（即英国获得加拿大）的后果比起法国人或印第安人带给我们的害怕更加糟糕”。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获得加拿大被看成了美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只是个必要非充分原因：它设定了反抗可能会发生的背景，但这并不能导致反抗必然发生。加拿大内部也有同样的原因（消除邻国威胁），但在18世纪70年代起来反抗并要求与宗主国断绝政治上的联系的殖民地并不是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