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未来不确定的不仅是殖民地的白人。如果英属美洲走上一条更自由主义而不是那么平民主义的道路，很有必要想想，对新共和国里的两个弱势群体—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有着什么意义。

七年战争前，每个殖民地都制定有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对于缓和持续发生的摩擦争执，这些政策并不是很成功，有时候由于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夺，摩擦会演化为激烈的冲突。同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失败了：印第安人极不愿意受到任何奴役，也不愿意改变游牧的生活方式，不愿意为农耕而放弃畜牧。在17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在发现新世界时，曾允诺过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但殖民者们（尤其当他们信奉了加尔文教的命定论后）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意愿。而比较之下，英国在北美的主要对手法国与印第安人的相处要融洽很多：比起新英格兰的清教，天主教希望得到印第安人的皈依，表明其对印第安人有更多的尊重；法国人在其与印第安人的毛皮生意中也表现出某种互惠精神，而英国殖民者则一味地拓殖与侵占。

在战争爆发尤其是七年战争期间，英国与法国竞相争取印第安部落的支持，伦敦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殖民地对印第安人的政策。随着英法在美洲的冲突升级为国际战争，伦敦政府不仅被迫涉入和管理殖民地与印第安人的贸易，而且还不得不处理一个难题：土地。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曾和印第安人签订了三次条约（1758年在伊斯顿，1760年在兰开斯特，1761年在底特律），让极不情愿的殖民者承诺拓殖必须以阿巴拉契亚山脉为界。战争结束后，这些条约仍然有效；很快，在1763年10月7日，王室出台了关于印第安人政策的《1763年公告》。从佐治亚到魁北克因此都服从同一个原则：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为“印第安保留地”，在那里购买土地和定居乃至贸易活动都必须获得英国政府的许可。实际的大权掌握在驻美英军总司令的手里，日常事务处理则通过两个印第安裔监管人进行。显而易见，英国政府在建立一个结构，意在实施更全面的印第安政策。这并不是打算永久性地停止向西扩张，而是随着帝国有节制地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同时对这种扩张加以约束和管理。

1763年，印第安人在庞蒂亚克领导下发生暴动，殖民地的应对极其狼狈；在帝国政府看来，需要加强对印第安人的直接控制，而且还有必要派出常备军对边界进行监督和管制。由于这些增加的开支，帝国政府急于提高殖民地的税收。不管这项举措会造成多大的问题，最终目的都是要让殖民者和印第安人均摆脱彼此间的血腥冲突，这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一支英国军队来保护英国的旧殖民地不受新兴殖民地加拿大和佛罗里达的威胁，这本身就需要在殖民地征税：因为对于帝国政府来说，无视印第安人问题并不会解决因向殖民地征税带来的宪政难题。但北美若还在英国统治下，则向西的拓殖会受到约束和管理，会更有人性，而不至于像后来那样满眼都是血腥和剥夺。

同样，如果北美仍然是英属殖民地，黑奴的命运也会有很大的不同。1775年11月，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决定解放那些支持英国的黑奴，被白人殖民者斥为背叛。这个插曲不仅说明军事干预的紧迫，也反映了英国对于奴隶制的态度发生了更迅速也更深刻的变化。同样，殖民地的许多群体仍然激烈地反对天主教，其程度堪比17世纪，但英国已开始放宽对天主教的限制。1772年，曼斯菲尔德在萨默赛特案中的判决，表明普通法解除了英国国内黑奴的枷锁：对于北美来说，既然总是要求拥有英国人的权利，那么北美黑奴的解放迟早都会实现。还需要多长时间？在与皇家海军的联合下，英国最高当局根据1806~1811年颁布的法令终止了奴隶贸易，进而根据1833年颁布的法令解放了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奴隶。在美洲，政治现实迫使杰弗逊在草拟《独立宣言》时删去了他对奴隶制的谴责。因此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有许多黑人被殖民者强迫为英国作战，这完全是有理由的。历史学家已经争论过以下问题：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究竟是因为奴隶制，还是为了下级立法机关是否有权利通过脱离联邦来抵制威廉·布莱克斯通关于主权的不可分割与绝对性？不管是哪个原因，19世纪60年代的事件都可以被视为美国的内战，处理的是上一次战争遗留下的问题。如果18世纪70年代历史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也许会产生某种和解与妥协的方式，让北美避开第二次大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