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重大事件的历史重构背后都有反事实假设的潜在支持，只有持有强烈目的论的意识形态才会谴责对可能性的开放性设想，并认为这种做法早已臭名昭著，是不切实际的怀旧情绪在作怪。然而怀旧的理论说法只是意识到那些没有作出也不会实现的选择，但它有时候陷在过去生活的琐碎细节里，有时候则完全不加批判地沉浸在国家或部派的神话中。但不管这种情绪内容是什么，判断正确或错误，其方法论意义都表明大众对历史更倾向于非目的论的理解。拉斐尔·塞缪尔提醒我们，思想正统的人有充分的理由并出于本能地反驳和贬低大众对历史的态度：不管怀旧情绪多么普遍、多大程度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经验环境，它的非目的论结构都与现代社会的严肃信仰产生了强烈的矛盾。

普遍来看，人类很少关注反事实的假设。当然，不管反事实假设在逻辑上有怎样的地位，但总是懊悔于过去可能的选择也没有什么益处：

泪水悄然淌下，但他们立刻拭去；

眼前是整个世界，何处才能安身？

神将会有所指引：

手拉着手，他们缓缓漫步，

穿过伊甸园，踏上寂寞的路途。

这种精神上的局限有一部分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一个重大决定一旦被采纳，一个重大的反事实假设一旦实现，就必须在后来的回顾中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选择获得合理性和必然性。随后，出于赞颂的目的，人们还会将价值观施加在这个新的结果上。不过，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方法论的考虑。W·B·加利对此有相关论述（或许其中体现的沾沾自喜有点过头），他提到历史解释怎样吸收并适应混乱无序的偶然性事件。其隐含的意思表明，即使是一场偶然发生的“空前的、让人希望破灭的灾难”，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进行某种反事实的假设。

然而，如果更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任何历史探问都从偶然性和反事实假设开始，很快就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反事实假设展现了若干可能选择，这些选择很明确，也具有历史的连贯性，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依靠它们去设想可能的未来。相比之下，不管我们是从事件本身的价值、出色的论证中，还是从原则或制度的内在逻辑中作出的推论，强调偶然性的观点认为，不仅事件不会这样发展，而且所有的反事实选择自身都会迅速分化为无数的可能性。如果一种反事实假设很快就分化为无数由偶然性决定的可能选择，人类也不会因此产生多少遗憾和悔恨。这些困难使得我们无法把反事实假设推向重要地位。事实上，人类对安慰的需要大于对解释的需要。毕竟，重视偶然性力量的历史学家及其强调反事实假设的同伴们同样也能告诉人们，如果夏娃没有把苹果递给亚当，也会有别的事情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