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2021年2月。华盛顿寒意袭人，狂风呼啸。新宣誓就职的美国共和党总统正在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籍总裁办公室的路上。此行的目的是签署一份协议。在此协议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美国提供3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的紧急融资。同时，他还要签署美国不得不遵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条款。

此前的10年中，美国经济一直忙于应对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缓慢的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以及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在2008~2010年经济危机期间，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不断累积，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在这种压力之下，美国经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以低于2%的增幅缓慢增长。结果，尽管政府陆续开始处理不断上涨的福利基金支出，特别是与医疗有关的支出，公共财政的基础仍然处于不安全的状态。美国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这种情况与彼得·布恩和西蒙·约翰逊10年前发出的警告一模一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如同2008~2010年间的经济危机之前一样，仍然具有很高的风险，其资产负债表上不良资产负债的数额也没有减少。随着最上层人群（约占人口总数的0.01%）收入越来越高，不平等也进一步扩大。经济和社会流动性减弱，而一些中产阶层也不愿意从事低技术领域的工作，他们通过教育和获得新技能向上流动的前景又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竞争。

同时，尽管中国在2012~2013年间也遭遇了衰退，但是它却恢复了增长的动力，在经济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其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几乎达到了美国的1.5倍，并保持着世界最大的资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国依旧是其最大的提供对象。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美元却光彩渐失。

2020年美国大选前的几个月间，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的主要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使得商品和石油的价格急速飙升。美国的增长放缓，使得财政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出来。全球金融市场上谣言四起，称中国正计划使用其金融实力，因为它对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大量海军部署颇有微词。美元处于高压之下，而中国通过抛售其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使这一压力倍增。令人恐惧的美元崩盘近在眼前。债券市场不再青睐美国国债，而美国政府也被从3A级的名单中剔除，同时，投资者们也开始缺席美国国债的拍卖会。

为了维持民众的信心，美联储将利率大幅提高——远高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而享有“过度特权”时美国所能提高的利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来袭，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境：在必须限制通货膨胀率和维持人们对货币的信心的同时，高利率已经威胁到了增长并伤害到了金融部门的生存能力。而美国眼下也陷入了这一两难境地之中。美国的债务状况看上去不那么令人欣慰，因为其利率已经大幅超过了其增长率。巨额的经济和社会支出隐约可见。总之，美国现在酷似任何新兴市场国家。

廉价融资是当下之需——特别是因为信心的丧失与财政的可持续性紧密相连，而许多发达经济体（如2010~2011年间的冰岛、希腊和爱尔兰，以及2012年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很多年前就发现了这种关系。产油国拒绝增加对美国的紧急融资数额，因为昔日那些友好的独裁者们已被各种说辞说服，被“非自由民主者”（引用法里德·扎卡利亚的话来说）所取代。这些说辞或中庸或极端，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耿耿于怀。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成了美国寻求帮助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