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过程不是很顺利（无论从国内的层面还是在贸易伙伴之间来说都是如此），也不是很迅速，由此可见美国的经济实力并非不受约束。而在美国做出这一行动之前，其他很多国家也改变了它们的汇率——法国、英国和德国都这样做了。从全球的层面上来说，实行浮动汇率所带来的结果并非不受欢迎。但是，到最后，美国政府却“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来印制钞票，而其他国家对此却无法拒绝”。拥有霸权的国家不愿意承担支持国内公益事业所耗费的成本，而这是当时固定汇率体系要尽的责任；而且，霸权国家也能够改变国际合作中的条件。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有报告称，他曾经告诉一群专家：“先生们，外国人正试图搞垮我们，但是我打算先把他们搞垮。”

现在，我们将时间快速推进20年。在20世纪80年代，与现如今的中国一样，那时的日本在出口方面也是世界上的主宰。也如今天的中国一样，日本被谴责进行不公平贸易。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以及美元的快速升值，导致美国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而日本则为顺差）。保护主义论调在美国汹涌澎湃。然而在这期间，由于与欧洲贸易伙伴的合作增多，美国在有关货币和实际的保护主义行动方面仍然能够得偿所愿。

通过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谈判，美国、日本和美国在欧洲的贸易伙伴一致同意，协调外汇市场干预，将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美国也参与了“说服”这一过程。这些官方行动一起巩固了由市场决定的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这一结果使美国当局的夙愿得偿。此外，20世纪80年代早期，日本“自愿”同意减少汽车、钢铁、机械设备和其他产品的出口，而美国此时也能将日本紧紧地束缚在这一协议上。美国也能使用反倾销措施和自愿进口扩张等方式在半导体工业方面确保自身产业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