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参观东京的路透社，主人提到一件事，就是在报道中东自杀式袭击时跟美国政府发生的矛盾。美国政府要求媒体采用“恐怖分子”的字眼，但路透说这个词是带有立场的。从美国受害者的角度出发，那些人的确是恐怖分子，但如果从策划和进行这些事件的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自由斗士”。当然，路透也不愿用“自由斗士”或“勇士”，因为那样又有了立场。他们愿意用“自杀式袭击者”之类的中性描述。

在一定程度（但出于不同理念）上，好莱坞也不愿“站队”，他们乐意做道德判断（太乐意了），但不乐意明确指向。因此，它塑造的坏人绝大多数是“泛泛”的坏人，比如反社会是反角出彩的一大机会。从《发条橙》中的阿历克斯到《出租车司机》中的德尼罗，到《小恺撒》中的恺撒、1931年的《人民公敌》中的汤姆（一个黑帮分子），还有《教父2》中的迈克，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对社会是有害无益的，但偏偏他们具有十足的人格魅力，楞是“骗取”了观众的同情心。前文所述的神话角色、童话角色大部分也是反社会的，但观众投射的感情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巴不得他们倒霉、没有好下场。而对于这几个角色，观众的心态更复杂，有痛恨，也有怜悯。在我们的银幕上，塑造这样的反角会遭遇审批麻烦，或许我们的观众比较纯洁，容易被带坏。

最出彩的反角不仅反社会，而且极度神经质，属于疯子；但不是弱智的疯子，是天才，只不过才华用错了地方。排名第一、第二的恶棍分别是《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中的吃人博士和《惊魂记》（Psycho，1960）中那个恋母到极点的小伙子，他们的“坏”超越了社会、阶级等外在因素，直接进入内心最幽暗的角落，属于弗洛伊德探究的领域。这两个人杀人纯粹出于非理性，他们的终极对手不是被害者，而是他们自己。同类型的还有《闪灵》的男主角、《猎人之夜》的男主角，《七宗罪》里那个最后露面的家伙虽然未能上榜，但我觉得他也应属于这一类，出场虽晚但无比震撼。至于神话、童话中的反角，许多都有狂人的特征。

罪恶的体现

说起《七宗罪》，不由想到有些经典反角有明显代表性。《华尔街》的道格拉斯象征着贪婪，尤其代表了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辩护。《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中的波特更为具象，他要“吞并”主角所在的小镇，表现出对财富的强烈占有欲。《飞跃疯人院》中的女护士以及《2001太空漫游》中的机器人哈尔可以理解为集权和体制的象征。从某种角度看，《蝴蝶梦》中的女佣也有点那个意思。当然，那女管家也代表了刻薄，而刻薄是众多女性反角的共性，尤其到了贝蒂·戴维斯那里，简直活灵活现。从《小狐狸》到《姐妹情仇》，贝蒂·戴维斯完美诠释了“最毒妇人心”的古训。

与之相关但略有不同的，是一种控制欲，堪称是女性主义的非正常体现。《致命的诱惑》（Fatal Attraction，1987）中的那个小三是一个心理极复杂的人物，她不像是恋爱困难户，也不是贪财，但她一夜情泡上道格拉斯后，便幻化成他的噩梦——她越是动机不明，你越觉得恐怖。烹兔子是其中的华彩细节，比杀人绑架更令人不寒而栗。熟悉《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1944）的观众相对较少，但我对女主角简直着迷，菲莉丝不算美，但实在太诱惑，她的放电是超高水准的，比初级阶段的性感女郎高不知多少个档次。50大恶棍中有一个角色是作家的女粉丝，是《危情十日》里的凯西·贝茨，说穿了，她的“罪恶”也是一种占有欲。《彗星美人》中，贝蒂·戴维斯反串受害者，因为恶棍是后来居上的伊娃，体现了不择手段。经典黑色片《成功的滋味》、丹尼尔·华盛顿主演的《训练日》、奥逊·威尔斯配角压主角的《第三个人》，其中的反面角色均可视为不择手段的化身。搁到中国历史里，他们的恶可能不算什么，但到了银幕上，目的永远没法为手段正名。银幕凭手段论英雄，在历史长河里，手段无非是浪花，稍纵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