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玲说沈浮善于把“做人难”的人生哲学化在其电影作品里，其实要是沈浮自己听见，肯定是要反对的。《万家灯火》的结尾，灾难下重逢的一家人自我批评自己的“不对”，但是强大的工人阶级在背后，以画内音的方式说，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时代的毛病——似乎这才是沈浮的总结。

沈浮在某种程度上有小津安二郎式的关怀，对市民家庭予以了强烈的、细节化的关注，让人震动，手法又新鲜，迫于窘境的上官云珠演的儿媳每天在灯下和丈夫算生活账，而被被单隔开的房间那端，喘息着的就是乡下来投奔的婆婆和弟弟一大家人，紧张、窘迫而没办法入睡的他们，看着那边如同皮影戏一样的算账，大气不敢出。烛光在被单上闪烁其词——说的是人生的绝望感。

这电影似乎也可作社会学教科书，描绘的是大城市的新移民的状态。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作为城市新移民的胡智清一家值得考辨，1940年代末期的上海的生活成本本来就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是脆弱的，很容易就再次堕入贫民阶层（全家的依靠是一个不甚稳定的公司白领），但是显然，胡智清和太太都没意识到这点（当然，今天的市民阶层同样也不会认识到自己的危险），他们还在努力向上攀爬，一个崭新的核心家庭，出来也有三轮车，女儿有牛奶喝，家里有用人，夫妻分睡两张床——貌似现世安稳。

但是这一切在瞬间崩溃，当乡下亲戚因穷困而投奔来的时候，市民阶层的画面立刻分崩离析，房间被床单改造成了几块，用金条去定房子不可能（1940年代末上海房子高度紧张——其时租房子必须要金条，并非文艺想象），胡智清的社会关系又少，靠的只是唯一一个奸诈同学——电影描写层层推进，他的社会关系甚至不如底层人物的庞大社会关系网络管用，这些底层人物全是工人，平时似乎有稳定的互助关系，住在人烟稀少的大杨浦，有个壮观的画面，描写他们的工作场所，依稀是老自来水厂那里——这时候新移民的所有弱点都暴露了，缺少社会关系，缺少资源利用，亲戚家族只能成为拖累，抵抗风险的能力几乎没有。

有年去江苏北边，寻找一个诈骗犯，同样是新移民，住在城市边缘的那种新小区，租的底层房子，办公兼住家。老婆不上班，给他做饭，他有胃病，吃什么都吐——想象中一定充满了厌世感。不过也许并不，孩子刚上重点中学，他的小公司也颇能骗钱，一家人也许还是有目标的，否则也不会花大力气搬到城市里，尽管是租房，尽管只是城市边缘。

我特别想见见他家属，所以去了他家两次。去的时候，他已经被抓进公安局，租的房子房门紧关，周围的人忙着打牌，似乎是羞于说他，只是说他的来往者也是些木匠什么的，全是底层贫民，“我们都不理他的”。即使在那个苏北小城也不被瞧得起。老婆据说是逃回了老家，“害怕”，而且一点不知道平时他在鼓捣什么。根本没人，他们家蓝色的卷门上，似乎还有没撕下来的过年贴的对联。

站在他家那新小区的水泥雕塑前，忽然想哭。

这样来分析《万家灯火》，当然是蠢——学术有时候比文艺更让人觉得人生的挣扎，往往落空——其实演员特别好，陈丹燕说上官云珠总有些上海女人的小家子的秀美，不能演劳动人民，可是她在这里真是纯粹小家庭的主妇，虽没有经历风雨，但是生逢乱世，也学会了一些招术，随时会把自己的首饰贡献出去养家糊口，眼睛闪动着警惕的光芒，可是对周围的人还是一味地敷衍——她的背后，是大城市的小道德，黄爱玲说这是伦理。我没学过伦理学，什么大小伦理一向不分，却觉得，这只是伦理的困境。她的媚眼，和《太太万岁》里狡艳的交际花有同样的光芒，但是这里面却只是显得无害，无悔——却也有满腹的婉转故事，似乎等待着有朝一日安定下来才能诉说。这里面她还有贤德的好媳妇要当，来不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