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么说，完全无视民意元老院也将难以生存，因此一部分获得好评的政策法律还是存活了下来。例如对城市无产阶级配给小麦，军人全部支出由国家负担，陪审团成员全部由“骑士阶级”人士担任，提高经济阶层的社会地位等等，都继续生效。随着经济阶层力量的日益壮大，客观上也不容许元老院忽视这股力量。而《公民权改革法》由于开启了意大利人成为罗马公民之路，招致了既得利益者罗马公民的不满，所以元老院不必担心民意，就将其废除了。

公元前120年时的罗马元老院，仍然沉迷于100年前刚刚战胜汉尼拔时元老院的思维定势，尽管已是百年沧桑，他们还是坚信：

——意大利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当然的支配者；

——罗马是整个意大利地区当然的主宰者；

——元老院是全体罗马人民当然的统治者。

这是一种锁国主义的狭隘意识，取得布匿战争胜利的罗马人，在精神上已经步入锁国主义。

后世很多研究者在分析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过于超前”。的确，人是关注短期行为的动物，超越大多数人认识水平的改革不容易成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有一句名言，“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先行者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他这一思想的例证之一即是格拉古兄弟。实际上，他的观点在70年后被有武力做后盾，即拥有可以强制国家机器按照自己的意图运作的恺撒所证实。

然而我却不愿意放弃另外一种看法。假如格拉古兄弟不是在保民官的位置，而是在执政官或者监察官的位置上推进改革，结果会是怎样呢？

从格拉古兄弟的祖父和父亲的经历可以看出，以兄弟二人的条件，假以时日，不管是罗马的最高官职执政官，还是有过执政官经历才能担当，权威和权利均不逊于执政官的监察官，都有几乎百分之百的可能当选。因此，兄弟二人如不急于改革，熬十年当个执政官，或者执政官期满后隔几年再当上监察官，那时就有更强大的能力推进改革。在执政官或监察官作为政策提案者的情况下，其改革政策更易得到元老院的支持。有了这个背景，所提议案在公民大会上获得通过几乎都没有问题。

格拉古兄弟的失败，不仅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还因为他们与元老院中的开明派也离心离德。为什么这些有识之士也会与他们分道扬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