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治”的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在这些时期，均是政风和畅，社会诚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以说，这些时期的社会状况才是较为理想的状态，虽然离人们想象中的理想状态还有差别，但已经为现实的社会运行状态树立了一个标杆。

可惜的是，这样的时期太少了。大部分情况下，社会的物质财富、社会诚信、道德水平等都低于这些时期。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是一个社会诚信、道德水平很高的时期。比如，那时如果有人说假话而被人点破，羞得恨不能立即跳楼。如果发现别人有假，也必勇于揭露，愤而斥之。“文革”开始后，社会诚信、道德水平开始大幅下降，后愈演愈烈。到今天，社会上假风盛行，假证件、假发票、假学历、假官员、假商品、假新闻等等，有人甚至说，凡是有“真”的领域，都会有假。

对官员而言，身负治理社会之责，自然要尽力去提高社会的诚信水平，通过自身的忠诚老实，首先起到表率，然后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而官员要做到忠诚老实，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不造假。

在各种人群中，大概都存在造假行为，比如企业主、商人、学者、学生，甚至于普通老百姓也会造假，然而，这其中最可怕的，是官员的造假。

纵观历史，官员造假一直是中国官场的沉疴。其中，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官员造假行为之普遍，虚假之程度，可谓极一时之甚。其惨痛的结果，是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饥饿及其相关疾病，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官员造假危害最大的一次。虽然不能把大规模的人口损失简单归因于官员的造假，但不可回避的是，粮食产量造假带来的高征购，是农村缺粮的直接原因。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前苏联《真理报》也登载了介绍此事的文章照片。据报道，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及朝鲜政府副总理等贵宾曾亲临现场，并给予高度评价。这只不过是1958年“大跃进”时席卷全国的浮夸风中的一场闹剧。当时在全国，它曾被许许多多受蒙骗的人广为传播，也曾被许许多多明知是假的人津津乐道。

当时，有人去参观水稻“卫星田”，下到田间一看，稻子长势喜人，甚至有小孩能坐在稻子上。然而，经过仔细察看和了解，原来是有人将18亩田里的稻子集中移到一亩田里，小孩子也并不是坐在稻子上，而是坐在被稻子掩盖的太阳灯上。还有的地方，把许多大块红薯用铁丝串起来作为一棵秧上结的果实，把大玉米粒粘在用泥作的玉米蕊上制成大玉米棒子，把多墩花生秧捆在一起当作一株花生结的果等。造假的方式奇奇怪怪，五花八门。

这样造假的结果是什么呢？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仅上面所说的建国一社河北垸的400多口人，就饿死了70多人。

官员为什么会造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趋利避害，造假者通过这种虚假的东西可以获得真实的事实所无法获得的东西。具体分析造假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无知、上级压力、攀比政绩、避祸、政治利益。

同样是在大跃进中，官员们因为无知而造假的程度，让人哭笑不得。如要实现办大学的跃进，四川省新津县给城关镇蔬菜社挂牌“红专大学蔬菜系”，给制造牙刷的小工厂挂牌“红专大学牙刷系”，综合厂作扫帚的挂牌“红专大学扫帚系”，一个公社的财粮办公室挂牌“红专大学财会系”、猪圈门口挂牌“红专大学养猪系”等等。

1915年，在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过程中，其子袁克定，为了获取政治利益，竟然突发奇想地伪造了一份报纸，以便促使袁世凯早日称帝，他自己顺理成章地当上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