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精英体制的社会，上述做法却对未来的成功毫无益处。把孩子培养成人，让他拥有想象力、自信心和自制力，以便为将来有所筹划，在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社会上占据一席之地，这需要多年艰苦细致的努力。放任自流或无为而治，不能保证孩子获得应有的条件，以在现实中胜出。

中上阶层的父亲们越来越由于商务和工业而远离家庭，他们无法应对初为人父所面临的挑战。因此，社会劝说母亲承担传统父亲的角色，做家庭的首席教师，监督训诫，评断是非。正如《独立宣言》签字人之一，费城的本杰明·拉什所说：男人们不像过去那样有时间管教子女，因此母亲需承担这一职责。拉什预言，如果她们接受这一挑战，就需接受教育和培训，因为抚养孩子正变成一项复杂的工作。

培育子女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妇女接受教育提供了理由。让女孩受教育，使她们能养育未来兼具“资本主义精神”和“基督教美德”的劳动者，这是19世纪早期美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大量女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标是把女性培养成有知识的母亲。1790~1859年，美国识字女性的比例空前提高，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到19世纪中叶，识字的美国白人妇女几乎与男人相同。到1860年，不识字的妇女在新英格兰只占5％，在南方占20％。

识文断字的母亲们阅读杂志，这些杂志提供有关儿童健康和管教训诫的“新招儿”，同时也让她们相信自己正在塑造“全社会的性格”。那些启蒙运动中的教育革新者们的思想被一再重复：抚育好子女要求母亲们更慈善、更温和、更耐心，每时每刻都需要付出关爱和保持敏感。冷酷严厉的家长作风无助于让孩子获取那些良好品德—自立、诚实、勤奋和节俭。妇女就这样被征用，承担起培育现代工业经济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一些女权主义学者把养育子女的精致化倾向看做女性的退步。此时正值妇女刚刚走出“女性神话”之际，因此她们认为，突然给母亲那么高的评价听上去既熟悉又压抑，有一种不祥之感。19世纪的“母亲崇拜”是一个弥天大谎，它在男人垄断市场、金钱和公共权力的时候把妇女圈在家中，实际是对“女性的束缚”。然而，即使对母亲的礼赞的确有助于使受过教育的女性远离公共生活，如前所述，这也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女性承担抚育儿童的工作有着深刻的经济上的后果。

但是，经济史却把这些内容遗漏了。按照有关家庭的一般说法，到19世纪中叶，随着生产从农庄转向工厂，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都走出了家庭。家庭从一个制作大多数必需品的生产单位变成一个休闲、消费和情感充电的场所—一个“无情世界的避风港”。显然，工业化把家庭连同家庭中的妇女排除在了“工作之外”。

事实上，家庭仍是经济的一部分，只是家庭制作的产品和劳务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新的家庭产品是精心抚养的孩子。按人类学家万达·明格·克莱瓦纳的观点，“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也发生了质变，原来为食物而忙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为工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培养和训练劳动力。”通过培育新的劳动力兼市民，用雪莉·伯格拉夫的话说，家庭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