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女权主义者旋即认识到，1860年的纽约法案仍然使丈夫能完全支配婚后的所有财产。一位女权主义者写道，法案只对不得不外出做工的穷人妇女有所帮助，“但大量的女性，那些中产阶级的妻子们……该怎么办？她们对婚后财产拥有什么权利呢？”1876年，一位匿名的农妇给一本有关选举权的杂志编辑写信，尖刻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在拓荒时期嫁给了一个穷人，我们同甘共苦，终于有了一个价值几千美元的家；我生了9个孩子，全是自己带大的。其中5个已长大成人，4个有了选举权。头20年家里的活儿全是我干，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只是在临生孩子的前几周才歇把手。最近16年我干干歇歇，但最近3年孙子孙女从两个增加到4个，全由我带，其中一个还在吃奶。现在我想去科罗拉多州一趟，但却要不到钱，我所有的劳动换不来6便士。我丈夫把持一切，他说我们没钱干蠢事。我连个孩子都不如。如果我的劳动能以货币计算，我就要用这些钱干自己想干的事。我觉得自己是在现身说法，叫女人不要干活，除非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我名下的所有财产就是这支笔和笔架，这还是我远在加州的哥哥送给我的礼物。

全美的法庭对这种控诉充耳不闻。妻子的家务劳动仅被当做为家庭着想的自愿行为，不能指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例如，艾奥瓦州的最高法院发现，1873年该州通过的收入法“无意……让妻子免除习惯法和条文规定的其作为丈夫‘帮手’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法律条文增加这样的内容，那么妻子就有权起诉要她从事家务的丈夫……她可以为照看、哺育和培养孩子而起诉丈夫，要求补偿。她根本没有义务打理家务，除非丈夫付她工钱。当然，这绝不是立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当然不是！

内战后，面对顽固的反对意见，美国的女权运动慢慢不再关心夫妇间的经济平等问题。女权运动的领导者越来越着眼于法律平等，包括担任公职权，由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陪审团审理的权利，按刑事法典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以及最值得注意的选举权。到19世纪80年代，在争取选举权的立法议程上已看不到妻子共享婚后财产的主张。

许多倡导女权的人不是为妇女看孩子做家务的劳动争取平等价值，而是向传统的性别分工挑战。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渐渐认为，妇女要想获得平等和自由，就必须摆脱家务劳动。她们开始设想“双职工”婚姻，双方协作共管家务，让妇女出外挣钱，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她们就像现在的女权主义者一样，认为妇女只有自己挣钱才能避免从属的、在经济上仰赖他人的地位。

这种转变反映了内战后美国经济的剧变。到1870年，美国历史上打工挣钱的男人第一次超过了自给自足的男人。在新的货币经济中，持家的妻子日益仰赖丈夫的收入。主要的经济单位不再是家庭，而是个体，他的收入依法归本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