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梁换柱的把戏实在是令人汗颜。

这种观念的胜利席卷了一切，连世纪之交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都不能例外。1909年，两家妇女杂志举办了一场辩论，一方是著名作者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一方是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安娜·霍华德·肖，论题是妻子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

吉尔曼认为，大多数美国妇女，“众多的中产阶级”，是不事生产的寄生虫。哪怕妻子一天在家干10到14小时的活儿，带孩子，照看家，省吃俭用以节省丈夫的开支，吉尔曼仍坚持认为“她的劳动不属于生产性行业”。她宣称：“一个不挣工资的妻子就是一个仆人，属于极度浪费奢侈的一主一仆的阶级。”

吉尔曼的观点在她的《妇女与经济》一书中得到了阐发，此书曾受到广泛赞誉，有“瓦萨尔学生的圣经”之称。该书讥讽了“妻子与丈夫一样都在创造财富”这一思想，坚持认为妇女是由丈夫供养的。她否认家务劳动有权享受平等的地位或回报，因而将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一笔勾销。在谈论婚姻中的传统分工时她写道：“那些干大活儿、新活儿、高级活儿的人与干小活儿、传统活儿、低级活儿的人不能相提并论。”在吉尔曼看来，只有把家务劳动社会化，“打破父权主义的遗风—即仍以家庭作为经济单位”，妇女才能真正解放。她要废除小家庭，让大家都住公寓，由专职人员解决吃饭、打扫、洗衣和照看孩子的工作。

不难发现上述设想对家庭生活的极端厌恶。对夏洛特·吉尔曼来说，母性毫无减缓家庭压力的慰藉作用。她把照看孩子与妇女做的其他低贱工作相提并论，好像照看孩子和刷锅洗碗没什么两样，好像妇女可以丢下孩子，就像躲开脏衣服一样。她简直是把婴儿与洗澡水一块儿泼掉了。

吉尔曼的想法不可思议地与男性支配的立法机构及法庭沆瀣一气，它们都否认妇女的“爱的奉献”有什么经济价值。事实上，她放弃了妻子对婚后财产享有同等权利的要求，而这一直威胁着男性的经济特权。

在1909年的历史性辩论中，安娜·肖挑战了吉尔曼所谓母亲与仆人相差无几的观点。她区分了母亲与仆人的工作。她说，前者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家，后者只是做维护工作。肖认为，妻子“使丈夫的收入增值，使那份薪水即使没有提高，至少也增加了购买力”。她最后说，妻子和母亲为此应得到补偿，使其收入与其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相称。

《纽约晚报》报道这场辩论时写道，女性听众完全清楚应支持哪一方。当辩论结束，听众被问及妻子是否由丈夫供养时，“只有零星的几个声音说是，而当仲裁人问反对意见时，回答的声音洪亮有力，显然听众大多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