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不仅她申请灵活作息时间的要求被拒绝，而且随着公司大量裁员，她的工作量反而增加了。1992年底，失望的戴利又听说安泰的主席罗纳德·康普顿由于支持家庭产假计划而获全美妇女决策委员会颁发的“好男人”奖，不禁火冒三丈。（安泰公司连续作为雇用母亲的最佳公司被列入《上班族妈妈》杂志的年度排行榜，1992年又被家庭和工作研究所吹捧为全美4个“对家庭最友善的公司”之一。）

戴利给康普顿草草写了张便条，说：“提到支持妈妈们灵活的时间安排，公司离获奖还远呢。”便条最后写道：“其实安泰的员工还享受不到既能照顾家庭又不牺牲事业的选择。继续在安泰职员和全国媒体面前装模作样真是昧良心。”

3个月后戴利被辞退，理由是业绩不佳。

她起诉了，案子到1997年才审理。安泰坚持认为，戴利丢饭碗的原因是不能胜任公司裁员（还有她生孩子）后增加的业务。陪审团的意见和安泰基本一致，而且也认为，戴利抱怨的许多员工都没有享受到体谅家庭的作息时间，不是一个公共问题。因此，她写给康普顿的便笺不属于“受保护的言论”，这种言论是指使雇员有权免受报复的重要声明。戴利输了官司，后来的上诉也输了。

（法庭对公司领导层以下的所有雇员进行了调查，得到的信息证实，1991年1月1日到1993年3月1日，那些希望一周内有部分时间在家工作的员工曾提出申请，被批准的不足一半。多数想分担或压缩几周工作的请求也都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大部分想做非全日工—通常是每周30小时—的员工却得到许可。）

宣判后，陪审团团长对戴利的律师菲利普·斯蒂尔说，尽管大家很同情戴利，但也觉得她也许“太夸张了”。斯蒂尔对我说：“他们觉得又带孩子又上班实在太辛苦。他们的想法是，一位母亲怎能这么干，而不是公司怎能这么干？”

这让戴利没少破费。她算了一下，在离开安泰的5年里，她做非全日的咨询工作，收入在9万到15.4万美元，比在公司要低。这还不包括安泰每年为退休津贴上缴的金额。戴利对我说：“我想如果在安泰再干10年，公司为我的津贴支付的金额就会超过2.5万美元。到我退休时，这个数字将上升到6位数……大家应该知道，一旦有了孩子，收入肯定要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