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孩子的成本如此之高，导致许多美国女性根本不要孩子。克劳迪娅·戈尔丁对白人女大学毕业生进行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她们不要孩子的比率非常高（28%）。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人现已步入中年，其中受过教育的妇女有1/4显然不会再要孩子了。实际上，所有不要孩子的美国女性的比率也在稳步增长，20世纪50年代是8%~9%，76年是10%，90年代达到17.5%。

越来越多的人不要孩子，这是自愿选择的吗？戈尔丁认为不是。她发现，在1978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女性中受过教育的几乎有一半还没有生育，她们正值20多岁，都说想要孩子。据戈尔丁计算，整整这一代白人大学毕业生几乎有1/5（19%）因没有子女而备感沮丧。这是从业女性被迫接受的“做个男人”的策略所付出的最高代价。商界女性的代价更是惊人。Catalyst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在1 600名工商硕士中只有1/5的女性有孩子，而男性有孩子的比率高达70%。

受过教育的黑人妇女要想兼顾子女和事业就更难了。现在四五十岁最成功的黑人女性，像奥普拉·温弗瑞、安妮塔·希尔、埃莉诺·霍姆斯·诺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会议员）以及克林顿政府的原劳工部长何爱兰，许多都放弃了做母亲。这些女性一定明白，成功的代价也包括不能做母亲。并且，受过教育的黑人女性还面临另一个问题—中意的黑人男性真是凤毛麟角。

美国人很难意识到，什么时候要以及是否要孩子这种个人化的选择受到社会或经济因素的极大制约。特别是美国女性根本不知道她们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选择”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女性要有限得多，在那些国家，政策对于母亲和儿童要有利得多。

例如，瑞典女性享受的福利是美国女性做梦都想不到的：孩子出生后休一年带薪产假，孩子上学前可一天只工作6小时且待遇不变，政府还提供津贴以交纳幼儿园的费用。

结果怎样呢？这些支持家庭的政策大大减轻了瑞典母亲的妈妈税，瑞典女性的生育率高于美国，并且有更多的瑞典女性在孩子小的时候能留在家里。

德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柏林墙倒塌前，民主德国女性享受的福利和瑞典女性相差无几，包括一年带薪产假和免费幼儿园。既上班挣钱又照看孩子，轻松愉快，几乎所有女性都有孩子，几乎所有母亲都在上班。1989年，91%的民主德国的女性都生育过。

可是，联邦德国给就业母亲提供的支持就少多了。结果，该国生儿育女的女性只有80%，从业母亲的人数也要少得多。

德国统一后，民主德国原有的儿童补贴和工作补贴都取消了。结果呢，生育率直线下降。现在，柏林的生育率已进入世界最低之列。

总之，每个女性关于是否要孩子和是否留在家里的决定，都受到国家的极大影响，取决于国家是否愿意帮她们分担成本。德国和美国一样，官方传达的信息是“母亲们小心了”：你要自力更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