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服务型国家(1)

金钱关系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各国长期以来都能通过税收从国民收入中取得大量财富,如果认为高纳税负担只是20世纪的产物,那是不对的。18世纪后期,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财政收入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6~1/4。16世纪末,威尼斯的税收收入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16%,而它的联合省在1688年的相应数字约为1/4。据计算,法国的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1450年的18%降到1525年的10%,但在随后的17世纪里,又快速地升到1683年的31%,并在1789年达到38%~40%的高峰。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尔申科隆估计,俄罗斯在1710年的税负约为整个谷物产出的2/3,这一课征强度此后没再出现,直到斯大林时期才又恢复。

英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同时也是它税负逐日加重的历史。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王室收入占国民产值之比从未超过2%,若把官方和地方时而强制性的贷款也计算在内的话,该比例也不过为5%。据早年的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丹文奈特估算,即使是到了1698年,英国人的税负也比他们毗邻的欧洲大陆国家人民要轻:荷兰人和法国人的纳税额支出占其收入的1/5,而英国人的相应比例为1/8。而在18世纪,英国的税负开始快速上升,其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从17世纪80年代中期的4%上涨18世纪战争时期的17%~20%,即便如此,它的税收收入绝对值也低于课税不足的法国,不要忘了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的国民产值为英国的两倍多,英国在军事上之所以能对迎比它更强大的法国,主要在于它的高税负,1788年,英国税收收入占国民产值之比是法国的两倍(分别为12.4%与6.8%)。法国只要能够提高税收收入,它的财政危机也就能够避免了。

如第一章所述,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以及进而的税收加重主要是由于战争,在和平时期,国家开支和税收往往会大幅下降,也正是这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多数国家在19世纪的纳税负担降低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出现了棘轮效应。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各国的公共开支都未能回归到战前水平,无论从绝对值上看,还是调整了通货膨胀因素,或是平摊为人均公共开支或与国民产值相比,都是如此。按20世纪90年代的物价水平计算,1913年英国的公共开支为153亿英镑,10年后为275英镑,而二战后从未低于600亿英镑。此外,无论是实际价值还是平摊为人均,虽未发生大战,但1945年后的公共开支仍逐年增长。即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其趋势也呈上涨势态,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趋于平稳。同样,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20世纪50年代为16%,60年代为18%,70年代为19%,80、90年代为22%。美国公共开支的高峰出现在1992年(36.6%),2000年为32%。欧洲的公共开支占比上涨得更高:英国的峰值为45%(1993年),德国为50%(1995年),法国为55%(1996),意大利为57%(1993)。发达国家最高的公共开支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瑞典1993年的该比例为71%,丹麦为60%。这不同于前几个世纪,那时如此高的公共开支水平只在战争时期才会出现。

对于这种高公共开支的现象,一般的解释为向“福利国家”迈进。但是“福利国家”这个由曼彻斯特大主教威廉·坦普尔在1928年首次提出、现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名词,它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所指的是旨在减少收入不均—不论是给低收入者的直接补助还是为穷人提供低廉的服务,那都不是现代的新事物。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几乎有一半的成年男性都接受过国家某种形式的补贴。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国家开支的10%用于救济下等贫民。然而,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多数财富转移都是从纳税人流向相对富裕的群体,如律师、士兵、武器制造商以及金融家。在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皇帝和122位贵族,虽只是1.1亿人口中的一个极小部分,却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1/8的财富。尽管如此,西方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态度却是摇摆不定的,它有时会在危急时刻提供公共救济,但更多的时候是把关怀穷人的责任留给慈善机构或自助机构,把这个边缘群体交由国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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