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胡适并不知道“经义”该怎样做，所以连想也没敢想。而“论题”总是可以的吧？但他却连日本究竟在哪里还搞不清楚，又怎能论“日本之所由强”呢？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二哥来了。于是，他赶紧求助于二哥，“二哥检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胡适：《四十自述》，43－44页）在这里，梁启超显然给了胡适很大帮助，这个帮助主要的还不是作了一篇论说，而是实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有点像当年梁启超第一次到上海，得到很多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书，使他对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胡适也是这样，梁启超的书在他肚子里一经发酵，便使他“转到了旧书堆以外的新世界”。（李敖：《胡适评传》，91页）他不仅学会了许多新名词，而且，索性就以“新人物”自居了。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胡适：《四十自述》，44页）

胡适就是这班少年中的一个佼佼者。他后来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从此断了科举的念头，也是由于梁启超的影响所在。为此，他离开梅溪学堂，进了澄衷学堂，而且，把“梁启超”也带来了。在澄衷一年半，他陆续读了梁启超许多文章，也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在《四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

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同上，47页）

他告诉我们：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同上，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