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也给了胡适新的见解和启发，使他知道了在“《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然而不幸的是，这部规模宏大的著作，“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1904年）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论‘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了，只注了一个‘缺’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胡适：《四十自述》，50页）他后来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把“这一点野心”当作种子，埋藏在心里，慢慢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很显然，在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是把梁启超当作精神、学术方面的导师或引路人的。从以上的叙述便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种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身兴趣的所在’，无怪乎在十多年后，胡适要写信给梁启超，要去天津拜访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了”。（李敖：《胡适评传》，96页）

虽然胡适一直很仰慕梁启超，但至少在1918年11月以前，他们无缘相见。胡适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7月）间，此时梁启超还在日本过着他的流亡生活。1912年10月，梁启超启程回国，而胡适却正在康奈尔准备做他的农学家。尔后，他先转入该校文理学院，主修西方哲学；1915年10月，又往哥林比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就学于杜威教授。这期间，他对活跃于国内的梁启超仍十分关注。1912年11月初，他读了国内报纸对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的报道，在《日记》中写道：

阅报时，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耿云志：《胡适年谱》，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