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把自己对于墨子学说的兴趣以及最初的研究动力，全部归结为梁启超的示范、引领和启发。其实，梁启超注意到墨子的学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求学时期。那是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孙诒让写定《墨子闲诂》，第二年，印成三百部，分送给各位朋友“审读”。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景：“承仲容（孙诒让字）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84页）这是20年后梁启超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附带提到的，他对孙诒让的墨学研究大为赞赏，认为：“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莫能过此书。”（同上，283－284页）梁启超这番话说得不错。与后来梁启超和胡适对墨子的研究相比，孙诒让“用力虽勤，而所阐仍寡”，这是因为“比年以来，欧学东注，学者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益觉此六千言者，所函义浩无涯矣”。（《墨经校释》自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2页）梁启超和胡适用西方思想方法研究、解释《墨经》，固然可以有进一步的创建，并为墨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但孙诒让里程碑式的基础工作，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直到1998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孙启治在《前言》仍然认为，就《墨子》学说的研究成果而言，“近代著作无一不是在孙书的基础上完成的”。

如果说，梁启超治墨学的兴趣最初源自孙诒让，而胡适治墨学的兴趣又来自梁启超的话，那么，可以想见，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和友谊，最初正是靠了他们二人对于《墨子》的共同兴趣。我们还记得，几年前，胡适通过徐振飞提出想要拜见梁启超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墨家哲学》受到了梁启超的称赞，而且，梁启超还表示，愿意与后学分享他所珍藏的墨学材料。如今，他的新著要出版了，他不仅致信胡适，希望能为该书做一篇序，并且希望他不客气地在序里“是正其讹谬”。这里不排除梁启超的“客气”，但也能看出胡适在他心中的分量，他是很推重胡适的。胡适自然不敢怠慢，他既要投桃报李，惺惺相惜，又表示：“他这样的虚心与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仅仅应酬的序。”（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

胡适很认真也很不客气地写了一篇序文，对梁启超所采用的校勘学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本来应该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此时梁启超的做法，却显得过于小气。原本是他让人家“正其讹谬”的，人家一当真，直言了几句，是他没有想到的，不免就有点耿耿于怀。书印出来以后，他把自序放在卷首，却把胡适的序文放在了书后，这已经不够礼貌了，而更觉不妥的是，他将《复胡适之书》作为附录缀于《读墨经余记》之后，却不刊用胡适的答书。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让胡适很不高兴，他多次和朋友提起此事，认为梁启超心胸狭窄，这样做事“未免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