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该社成立之后，由于偏重于中国古建筑方面的调查研究，并培养了梁思成、刘敦桢两位近代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人物，而被人们更多地与建筑方面的成就联系在一起。

刘敦桢，为今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前身的中央大学建筑学系的开创者，其名在今，除建筑学界外，几为历史淹没，时下多有不熟悉者。相对刘氏而言，梁思成，这位清华大学建筑学系的开创者，更多地为后世建筑学界之外的人们所熟识。

究其二人当年在朱启钤任社长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实际，刘为文献部主任，梁为法式部主任，同为中国营造学社梁柱，其地位实在是难分伯仲。

 或许梁氏本人在建筑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只是其一，而其父梁启超、其妻林徽因也是其后世声名远大于刘氏的重要因素。梁思成当初得遇朱启钤，即是乃父梁启超之力。

朱启钤与梁启超同为民国要人，二人早就相识，后来朱耳闻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完建筑，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已经回国，他于1930年找到梁思成，促膝长谈，希望他出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一职。

其实早在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期间，朱启钤就通过梁启超影响到梁思成后来的选择。1925年梁启超寄给梁思成一本名叫《营造法式》的书，正是这本书坚定了他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决心。

梁思成看到的这本《营造法式》，原为宋代建筑匠人李诫所著，后由朱启钤、陶湘费时7年、耗资5万多元印刷出版了陶本《营造法式》。顺便提及的是，陶洙的哥哥陶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他的私人图书馆取名“涉园”，藏书30万卷。朱启钤早闻他的大名，朱在江南图书馆发现手抄本《营造法式》之后，觉得手抄本错讹难免，遂委托陶湘遍寻天下各种传本的《营造法式》，朱启钤加以悉心疏正，最后校订付梓，这就是梁思成所看到的《营造法式》。该书为中国最早的关于建筑规制与技术的专业书籍，正是由于这部书的原因，此后“营造”二字就专指中国传统建筑及其建筑技法和规范。这本书对梁思成的影响是重大的也是终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