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到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梁漱溟没有进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材的。仅有中学文凭的他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30多岁即在军阀韩复榘治下开展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前者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则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为狂妄。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讥评。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拒绝后，毛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农民，毛还说梁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会场上对梁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毛泽东以一国之尊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