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地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我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后来我就晕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说话、不能动，还在哭，但是我能听到别人说话。有人说，她是不是死了，我想说我没死，但是又说不出来。老师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身，这样我才能动了。

当时特别的难受，就想妈妈以后怎么办，以后一定很痛苦。我就一直哭，吃不下饭。回到国际儿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觉得了失眠症，也影响到孩子们的休息。

老师骗我说带我出去玩玩，就把我带到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我一个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师要送我去那，就说，“她不是疯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这个儿童疯人医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墙上。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一个日本朋友给我来信说说情况，安慰安慰我……

父亲牺牲后，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她就把我从儿童疯人医院接了出来。母亲当时是在国际红色救济会做中国部的委员，七大开完了以后，就留在苏联做这个工作。她去的时候很痛苦，因为那时父亲刚刚牺牲。晚上母亲拿出父亲写的信和文章看，在台灯底下，一边看一边掉泪。我就说妈妈你不要哭，爸爸已经过世了，你不要哭，我给你唱歌，我就一首歌一首歌地唱，唱了《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给她听。

他俩感情很深。这些信写得很热情，他说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独伊，就是经常梦见你，经常想念你，我很想赶紧回来，回到莫斯科，看看你，拥抱你……聂荣臻元帅跟我讲过，他说他们这些老同志有时候也叫他们秋之白华。从1929年的信里也可以看出来。在苏联疗养院父亲，一方面是病了，另一方面，当时也是受到王明和中山大学校长的打击，很多老同志受到打击，主要是打击我父亲。那个时候，父亲挺烦躁，就写了很多信给母亲，诸如：你的信使我陶醉在爱情之中，我记得你在上海怎么样给我织毛衣，怎么样给我整理东西，我的身体现在病得厉害，但是我想我会好起来的。他说，我们还年轻，起码还有20年要一起工作，所以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一起携手走下去。

1935年到1941年母亲一直在苏联工作，在那里王明又打击母亲，撤销她的工作，不给她生活费，让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解决，生病也得不到治疗，还诬陷她有政治问题。1938年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明的工作，母亲才被送到疗养院疗养，后来母亲去了共产国际的党校，可以一边学习一边休养，帮忙做翻译工作等。

周恩来来苏联治手的时候，我和妈妈还去探望过，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医院，那时邓颖超和孙维世在照顾他，他不能写东西，孙维世就做他的秘书帮他写。临走的时候母亲要求跟他一起回国，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继续养病，不要太思念秋白，把身体养好，再回去工作。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郭绍棠最早得知父亲就义的消息，他在《回忆瞿秋白》一文中这样记述：“我第一个了解到他牺牲的消息。我将发生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成员作了报告，他们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都很震惊。皮克、贝拉·库恩、马·卡申、曼努伊尔斯基、克诺林、科拉罗夫、库西宁、加·波利特等分别为共产国际悼念瞿秋白的专号墙报写了悼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