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之前，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

父亲向毛泽东主席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他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应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社队企业，以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

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资源是全民的，国家可以开矿，地方政府可以开矿，社队企业可以开矿。也就是说，他主张“地尽其利，资源共享，人尽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泽东让他来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当时，只要不发表任何言论，拥护‘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员。但他说，除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之外，原则上公社可以通过上级规划，通过协商联合起来，地尽其利的有计划地兴办一切可能兴办的工业。

父亲主张全民共享分用资源，在“文革”中只分到县市、公社、生产队组合的经济组织，建言信中并没有提到自然人。后来他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

1964年12月30日，父亲调到陕西省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父亲在陕西工作期间，明确主张开放农贸自由市场，不赞成批斗投机倒把的群众，强调“四清”运动是教育人的运动，并把大批被关押的社队干部释放出来，对他们边工作边考察。结果他在陕西工作了一百天被批判了一百天。1965年6月20日，叶剑英同志携他乘飞机回京。直至来年3月9日，邓小平同志路过陕西，针对批胡的会议做了“灭火”的指示，西北局和省委的批判才迅速降温。不料此火虽熄，“文化大革命”之火又起，整个西北局，整个中央领导，几乎无人幸免，或被批斗，或受冲击，天下真是大乱起来了。从中可知，对于中国应走什么发展道路，党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矛盾尖锐极了。

在“文革”九大期间，父亲以“待罪”之身，参加了党的代表大会。会前他向毛泽东写出这封建言信。建言信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现实思想，为以后他在改革开放中的工作做了很好的历史注脚。在那时，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仅毫无用武之地。毛泽东同志可能忙，没看到他这封信；也可能看后，没有动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