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记得1982年5月19日，父亲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对消费问题的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

父亲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

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却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当众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个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倡导消费。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父亲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据李汉平回忆：1984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号搬到现在的居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父亲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父亲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之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1983年12月22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对此，他做了认真比较，他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