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和父亲的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事虽然父亲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是对“文革”的怀疑，从这也开始了。

早在前一年的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现在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那篇文章、那个时间、那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国的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1971年，当时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消灭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那时，我还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他突然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我说：“没好好学。”于是，父亲详尽地向我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的愿望这个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解决知识青年返城问题，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父亲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