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抵达上海。此前，李大钊从天津发电报，托许德珩、张国焘为其找房子。陈独秀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据许德珩回忆，“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杂志，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投入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维经斯基等人于1920年4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然后，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上海找陈独秀，这彻底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道路。在上海，陈独秀会见了维经斯基（吴廷康）和其夫人库茨涅佐娃及翻译杨明斋。

杨明斋递给陈独秀一封信，说：“陈先生，这里有李大钊先生写的信。”陈独秀得知他们是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维介绍给李大钊认识的。李大钊在信中介绍说，维经斯基来华的目的是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点点头，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维经斯基）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看来你们对中国情况知道不少？”

“不！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是从少数俄侨口中听说《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李先生也称您是上海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杨明斋回答道。

“差得远，差得远，和守常（李大钊）比，自己是个后进，”陈独秀笑声朗朗地摇摇手。几天前，陈独秀接到北京来的消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杨明斋将方言味极重的陈独秀原话翻译了一遍后，维经斯基用力点了点头，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陈独秀充满敬意地点点头，他没有想到这位俄国人还能讲一口汉语，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合适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戴季陶、张东荪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