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

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别墅。

严寒结成的霜花写满玻璃窗，层层叠叠。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一把转椅上，刚刚审阅完从秘书那儿送来的一堆公文。什么都得管。今天已经口授了多少电报，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虽然，渐渐地，这些工作都由助手、秘书和机关去办了。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仍然喜欢亲自处理琐碎的问题，亲自决定一些人的命运。

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事务中的分量愈大，竭力依靠总书记个人指示来解决大量问题的人就越多。什么关于拖拉机手服兵役的问题，难道人民委员不能自己决定吗？而在首都要盖新大楼又怎样呢，就没有一位书记能过问一下？

不要说斯大林，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形成了这种习惯。

过几天，就要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在这次会上，要通过一个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尽管共产国际的官员一再声明，苏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占一票，事实是，真正获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只有苏联。于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大多来自苏联，而苏联的意旨是由斯大林拍板的。

中共和苏共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将发生普遍的农民暴动。据早期中共活动家蔡和森说，北伐之前，“我们只是在上海、广东和湖南对工人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当蒋介石的军队攻入新的地区时，千百万农民从旧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到了1927年春季，据蔡和森随后的估计，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及其他省份，组织起来的农民为数已不下1500万。

面对这场方兴未艾的风暴，共产国际的决策者们反而踌躇不前了。10月间，克里姆林宫曾电令中共领导人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免引起指挥北伐的国民党将领们的对抗，他们中间许多人显然都是地主出身。后来，在托洛茨基的攻击下，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发出这个指示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