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坐在一旁一声不吭，默默地叼着他那著名的与他同在的大烟斗。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向斯大林提到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总是留意倾听，当他认为这个意见合理时，他会毫不含糊地立即采纳。可是，就在他酝酿措施之时，谭平山的话又将他拉入维谷。

“我们还有更大的难题。”谭平山说道，“自从去年7月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它名义上是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右派掌权。”他又带几分矛盾的语气说：但是党的权力（即国民党的权力），是在左派团体手中，他们和共产党人共同控制了十分之九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共产党的任务是加强左派，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指蒋介石）并将其推向左派。这一切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包括全国人民中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封建残余的一切革命阶层的统一战线。在这里，又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基本上是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如此矛盾的情况下，要坚持一种正确的策略方针是非常不容易的。共产党从统一战线撤出来，就意味着它的分裂。所以，共产党人必须竭尽全力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并借助国民党来继续进行国民革命……

有趣和重要的是，谭平山在阐述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时，与布哈林不同。他认为：或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下成功地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或者是中国新资产阶级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通过帝国主义的援助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并通过妥协手段慢慢地消灭中国革命。谭在这里还提到了周恩来一直认为是最危险的家伙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山舰事件”。他说这两件事是资产阶级企图从无产阶级手中夺走革命领导权的尝试。

谭平山的这种预测，后来全都应验了。

可是七次全会对此并未引起注意。在讨论谭的报告时没有人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国民党领导集团中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蒋介石会不会由于北伐的“辉煌”而利令智昏。大会只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尤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