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谭平山从苏联开会回国，向刚从汉口返回上海的陈独秀汇报国际七次全会的情况。谭平山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份大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递给陈独秀。陈是学究型的革命者，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常常见文忘人，他一头扎进文件里，便旁若无人了。直到读完，才抬脸看着谭平山，点起香烟。

谭平山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

陈独秀苦着脸：“难啊，走出研究室难哪。国际的意图像天上的云彩，说变就变。”陈独秀觉得自己已经跟着国际的指示不知变了几次了。

秋季的时候，他曾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给各级党部的信，喊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信发出后，果然得到不小的呼应。尤其是新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马上和阮啸仙、彭湃等人办起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可是很快共产国际来了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陈独秀  地运动”。于是，他赶紧坐船去汉口，找张国焘等人和国际的代表商量，要把土地问题放在下一步。他在他长篇政治报告中，发挥“国际”的思想，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逐渐右倾，而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他的这一转变使得许多到会的人大为不满，瞿秋白嘀咕：会议本来是反右的，怎么一下变成纠左了？毛泽东发动农民的观点被大会否决了，并视为激进；而土地问题被会议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即只供研究，不采取行动。

可是现在又要倒过来了！

斯大林自行取消了先前的决定，不动声色；这可苦了陈独秀。他是完全根据国际那份电报，又挑选了字眼，摆足理由才说服那些不服的委员们。现在又要通过自己的口，将说过的“吃”进去，被否定过的再“吐”出来。对于这个过了年就是49岁的“老头子”来说，不但脸面上不好看，心里也不舒服啊。49岁，如今不过是中壮之年，而当时中共中央里聚集了一班“共青团”：瞿秋白27岁；张国焘29岁；毛泽东33岁；彭述之30岁……在人们的印象中，长衫、胡子、眼镜组成的李大钊颇具长者之风，其实第二年牺牲时不过38岁。唯一一个背后不喊陈独秀“老头子”的是谭平山，因为他也4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