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詹姆士·麦克唐纳研究了周恩来早期的革命活动后，认为“周有两个角色扮演得胜过别人，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而两者都是起的‘公仆’的作用”。而在当时，周恩来这种缜密的工作方式，却被一些“大男子汉”们愚蠢地称之为“女人干的工作”，殊不知女人有时比男人更有力。

周恩来像风火轮似地转着。鉴于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认为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所以这一次，一开始他就抓住两点：一是起义前的周密准备；二是起义时机，一旦条件成熟，果断起义，决不拖延一分钟！

于是起义前几天，当事者们的心情——如同怀里揣着个定时炸弹，滴答滴答的读秒声清晰可闻，心惊肉跳。事不过三，要是再失败了，恐怕就没了工人武装起义的历史……

不。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但历史也是用失败写成的。

23日夜间成立了特委和军委后，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就参加上海各区书记会议，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下午，他同各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上，他作军事工作报告，重点说明起义的依靠力量有三支：（一）纠察队，目标是5000人，先组织3000人；（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300人，目标是500人；（三）特别队。

他越说越细，说到关键处突然停下了。听讲的人也意识到这位年纪轻轻的军委书记有重要的话要说，都把椅子挪近些；窗口的瞭望哨也神经紧张地再次巡视了周遭。周恩来的确讲到了机密处：“要加强敌军工作，在我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每天和我接洽一次。除了添买新枪外，第五个问题，就是情报工作。现在，北伐军正沿南京和杭州这两个方向进逼上海。因此情报工作先分三路：（一）写信给杭州；（二）派人到上海和杭州间的松江、龙华一带；（三）到南京和无锡……”

策反工作在秘密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