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上海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孙传芳的联军与张宗昌的鲁军新旧交替。北伐军五路出兵攻打孙、张二部。同时，分三路向上海进攻：一、进攻松江；二、由宜兴包抄苏州；三、由宁波夺浦东。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出了一个强音：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准备马上大罢工、大暴动！

还是这一天，已经摆脱病魔困扰的陈独秀，还是习惯地痛苦地沉着脸，他在特委会议上提出：为加紧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6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

军事方面已做好起义的准备。

3月5日，特委会又集中讨论了起义的时机问题。周恩来汇报：“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了。力量集中在闸北，分五个区，引翔港管靶子场以东，杨树浦管靶子路以上，闸北管五区湖州会馆等，小沙渡管四区，防止警署从麦根路来。所有参加起义的人员，都要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做破坏铁路运动。”

“依你看，指挥人员应处于何地呢？”陈独秀问。

“应分南市和闸北两地。”

“让我们来确定一下各区的负责人吧。”经陈独秀提议，特委会决定，闸北由赵世炎和顾顺章负责；南市由周恩来和徐梅坤负责。如南市不重要，周恩来调闸北，徐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另有三人负责。

起义时机还是由陈独秀来定，最初他提出：“不要太早。”其标准有两个：一是上海已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龙华。

周恩来不同意，他主张：“假使松江攻下，必可动，因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若苏州攻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

陈独秀想了一下，自己并无大的把握，转而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一、如果松江打下；二、或者苏州被北伐军攻下；三、麦根路与北站的敌兵开始向苏州退，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会上对起义的指挥机构进行了讨论，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情况下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四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