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回去给商联会的委员一传达，那些不老不少的大亨们竟兴奋地眼里跑泪，七嘴八舌地争说是救星来了。于是当即推举吴蕴斋、虞洽卿、王晓籁等29人为代表，去求见蒋介石。资本家希望结识带枪的人，带枪的人当然愿意听见口袋里叮当响的人。蒋介石哪有不见之理？而且欢喜的话也文绉起来：“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资本家们开始拍口袋，纷纷解囊。4月1日，由银行公会拿出200万元，钱业公会拿出100万元，全部交给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资本家拿出了同样的300万元）。又据4月9日的《密勒氏评论报》透露，为了支持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和上海资产阶级资助蒋介石共1500万元。这笔款项的分配是蒋介石得1200万元，白崇禧得150万元，周凤岐得100万元，青洪帮流氓得50万元。

钱有了，蒋介石又回头关照枪和权。

权、枪、钱是蒋介石政治乃至生命的三原色。

4月2日，蒋介石在高昌庙江南造船厂里面的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召开紧急秘密会议。黄绍竑、李济深都是得到蒋介石的急电后匆匆赶来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相继来沪。

一时间，上海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集中地，形成了一个反革命司令部。周恩来曾形象地概括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司令部说：参谋部是“五老会议”——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大将是“四大金刚”——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

有很长时间，当年参与“四一二政变”策划，后来又反蒋甚至投入人民阵营的诸将们，不愿重提此事，其心境自然可以想见。但是其中的有些人物如黄绍竑、李济深等，在其晚年，却主动反省了这些往事。黄绍竑上世纪6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写道：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