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方面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遵循适应现状的既得利益，坚持实现三协定（塘沽、何梅及秦土协定）和建立华北特别防共地区……总之，只要中国人不俯首称臣、不服服帖帖把头搁在砧板上，日本人决不罢休。他们的外务省在7月17日深夜，向日本的驻华高参事官打来紧急训电，要求中国必须接受17日五相会议的全部决定。日高参事官于夜11时30分到外交部访问了王宠惠部长，传达了训电的宗旨，强硬要求：“希望在19日得到中国方面的回答。”王宠惠大为震惊，但答应19日答复。果然19日午后4时45分，亚洲司日本科长董道宁代表王部长到大使馆办事处拜访日高参事官。董科长说：中国政府愿就：一、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二、中央军北上是对日军增援进行的自卫准备；三、提醒双方约定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四、至本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

日高参事官立即表示不满。他是个小个，瘦长的脖颈顶起个小小的光脑壳。他不满时，那瘦长的脖颈，连同光脑袋壳，就一颠一弹，像是一支跟随日本太阳旗转动的向日葵。他说：“阁下答复，虽非对日本要求的正式回答，但从内容看，对中国政府的这种答复，我方大为不满。”

董道宁只负责转达之意，所以脸上毫无表情：“希望转告东京。”

日本很快获悉，董道宁透露的中国方面的回答，是遵照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如果到了最后关头”的长篇演说的宗旨指出的。于是东京外务省立即发表了估计中国方面会对日本全面拒绝的声明。

其实，“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虽感形势严重，但仍存和平一念。他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虽然表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但主旨仍是：“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的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蒋介石的心存一念，只是个飘飘忽忽的肥皂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