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元旦之夜，外交部长王宠惠收到的“贺年礼物”就是陶德曼转交的“追加四条”。如此苛刻的条件连蒋介石也望而却步。他也弄明白了日本那一套：先用笼统含糊的条件使对方接受；接下来就是补充说明，任意提出要求，层层追加，直至对方束手就擒。

1月2日，王宠惠电告仍驻东京的许世英大使，称：我方初以日本条件空泛广宽，无从考虑，昨日陶大使又转达驻日德大使与日方各要人历次谈话印象。政府对此方案正在研究，在未决定办法之前，“执事可常与驻东京德大使联络谈话，听取其所述，勿表示具体意见，同时日方如有要人求见，勿予拒绝，而以同样态度应付”……

12日，陶德曼再晤王宠惠，询问对于日本条件的答复。王宠惠答：“如果日本政府将详细办法正式通知我方，则可以考虑答复。”

陶德曼表示：“恐怕日本方面不会将细节明白表述。”

13日又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陶德曼提到，倘在15日之前仍无回答，日本政府则须保留自由行动。

在下午的第二次会谈时，王宠惠面对日本咄咄逼人之势，宣读了一份中国政府的文件：……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

陶德曼闪动着狡黠的目光，不怀好意地反问道：“这个通知就是答复吗？”

“我方所要知道的是四项条件的内容。”王宠惠说。

陶又问：“如果日方认为这是一种躲避的答复，将如之何？”

“如果我们有意躲避，又何必再询问其内容与性质！”

王宠惠的答复文件，由陶德曼转，经驻日大使送达日本政府。日政府认为这就是“拒绝答复”。乃于1938年1月15日决定“陶德曼工作”结束。

陶德曼的调停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