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高宗武就毫无顾忌地自由往来于汉口与香港之间，4月中旬再次抵港，与等候在香港的西义显、伊藤两人再三商谈。高向西义显、伊藤转达蒋介石的意图：

“中国方面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有两点：一是对苏关系的安全保障问题；二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上述想法不错的话，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关于对满洲和内蒙的处理问题，留待他日协商解决；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应尽速归还中国，以期确立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主权和内政的完整。日本应尊重中国这些原则。如果日本方面同意上述意见，首先实现日华两军停战，然后双方再以上述条款为基础，进行有关和平细节的谈判。”

西义显等将上述意见带回东京，转告影佐大佐，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又徒劳无益地返回香港。高宗武也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了日本的态度，然后于6月中旬第三次去香港。投降派、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劝高宗武延长旅程去东京，直接与日本政府联系，并向高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但是，蒋介石命令高宗武只限于在香港搜集日方的作战情报。最后，蒋对高宗武的行动似乎产生了异常的预感，甚至把他已批准的高宗武去香港的旅行也撤销了。

然后，高还是违抗蒋的意愿到了香港，再三与西义显、伊藤等会谈。高而且下了决心，如不得已，即使背离蒋介石的意愿，也要为日华“和平”挺身而出。高受到西义显的鼓励，于6月22日与伊藤乘日本“皇后”号轮船离港去日，在卢沟桥事件一周年的前一天，他与今井武夫会面，高竟说：卢沟桥事件的爆发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之间的事变的方案已死了心，他改变了态度，热衷于听取日本方面的意见。他与伊藤返回香港后，怕遭到蒋介石的逮捕或监禁，不敢回到汉口，只写了报告给周佛海，自己留在香港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