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绝其道，务使并进”和官营盐铁没什么区别，官营盐铁是搞经济垄断，独尊儒术是在搞思想垄断；儒家思想要“以德治国”，虽然王符在东汉时才写出《潜夫论》，才说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但兼听则明的道理早就存在，是个常识，这点汉武帝不会不明白。汉武帝非常需要董仲舒的文化独裁主义，因为他的军事远征战略需要大量的军费，需要大幅改变汉高祖以来的既定国策，所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他是无法统一思想的。

在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占据了主统地位，但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宽勇和这些信条却没有成为成为当朝人们的行为准则，更没有成为官场的行为准则，相反，中国历史真正的主流文化是权谋之术——很讽刺的是，尊崇儒家信条2000年的中国，却只诞生了包公、海瑞这样屈指可数的几位“青天大老爷”，其实看看包公和海瑞做的那些事，不就是“处其位谋其政”吗？可是他们却成了榜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满朝官员眼中的“迂憨”，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标准，这些官员不说全部都应该是充满智慧的高人，至少也应该是清官吧。包公、海瑞这样的人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那不就是说满朝文武官员都是“淤泥”吗？不想在这“淤泥”里打滚的人，就学陶渊明归隐了。郑板桥有一句名言：“难得糊涂”，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天之灵如何评论郑板桥这句话。

其实，儒家最精妙之处不在于那些绚丽多彩的仁义礼智信这些字眼，而在于尺度可宽可松，也就是由在其位者自行掌握，也就是橡皮筋管理方式。这看似宽松大度，实际上奥妙就在于此，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和人治最配合的，是人治最需要的工具，也是最能体现人性的。但社会需要秩序，所以，要制定一套“宽松”的制度法令，而由人来具体掌握，而不是刚性的成文，否则就像荆轲刺秦王时那样，台上刺客追着秦王跑，台下的武士就是不敢登台救驾，只能干看着，因为秦朝法律规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带着武器登上皇帝的台子。然而，换一个角度，这样的话，谁还敢贪污？谁还敢潜规则？儒家思想外儒内法，就是表面上大家都遵守儒家教义，都很正人君子，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内法。自秦汉以来，当盐铁官营之后，官本位就成了社会的核心，而吏治文化也就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这也就成了中国真正的文化。从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官开始，层层俸行“外儒内法”，一直到社会的最底层。韩非子早就用法家的语言将人治社会的真谛讲述的清清楚楚，他说：“设法度以齐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辞，勇者不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看起来是在说法律，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势”，人心真正惧怕的就是这种势。同时，韩非子也明确说明，除了要有“势”之外，还要有“术”，帝王应该“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朝臣也”。也就是说，帝王应该不露真相，心中的所思所想要藏起来，用暗中的力量驾驭朝臣，说得很明白，管理人要依靠人所惧怕的“势”，而这种“势”不能摆在桌面上，而是要藏起来，暗中发力。韩非子的意思是，既要有明明白白的法律放在那里，无论权贵贱民违法了都要追究，但作为帝王，要能绝对驾驭人还需要慎密的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