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物质极其短缺的年代，去日本当然是一次意外的“福利”。但一切都是规规矩矩的，除了严文井、王仿子外，全团百分之百的团员都是印刷厂的技术员，最大的官是技术科长。

一行人在红都服装店做了一套中山装，又破例做了一套藏青色的西服。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中国政府的不同机构先后派出了三个代表团考察日本的印刷技术。与此同时，对其他电子技术的考察也在进行之中。几个月后，四机部访问美国的一个12人代表团从美国康宁公司收获了一份礼物，那是12只玻璃制作的精美的小蜗牛，后来这件事情被人告发，江青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大肆污蔑，污蔑我们是“爬行主义”，这就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蜗牛事件”，以至于此后所有出国的代表团都战战兢兢，唯恐被当作“爬行主义”的典型。

善意也罢，污蔑也罢，所有出国的人却都发现了中外之间巨大的差距。

当中国人在战争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徘徊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而其中有的变化就成为了改变历史的重要元素。

在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从毕昇开始的世界印刷历史。

公元1048年，北宋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候，欧洲还处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那时候，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

“然而这一切都被谷登堡的发明改变了。”

1448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用金属(铅)熔化铸字的铅字印刷，世界印刷术从此开始了“火与铅”的时代。荷裔美国作家房龙在他的《宽容》一书中写道：“从15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400~500本之多的图书，在1453年至1500年的短暂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竟获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于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印刷术的变革迎接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房龙接着写道：“的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纸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谷登堡所带来的革命在19世纪从澳门登陆，继而影响整个中国。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100多年中，铅字始终伴随着现代文明在中国的普及。

20世纪中叶，人类摆脱铅与火的努力终于现出了曙光，照排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