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来，郭平欣一直在想办法把任务落实给北大……征得四机部刘寅副部长的同意，郭平欣让张淞芝在普通信纸上手写了一封信，亲自签发，给北京大学正式下达了研制任务。”

从1975年到1982年的整整八年间，北京的两个“748”工程在同时进行着。

王选被深深感动了。

“这封不起眼的信与那份盖了三个大印而且套红印刷很像中央红头文件的二代机任务书相比，实在太寒酸了，但它体现了科学求实的精神，标志着中国印刷术腾飞的开始。”

这是1976年9月8日，是十年动乱最后的时刻。“748”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踽踽独行的王选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的路上没有路标，没有光明，只有来自他内心深处的一份执着，还有周围的一群有识之士的支持，他们深信，这条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堂。

整整18年后，人们聚集在“‘748’工程2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刘剑峰说：“‘748’工程最初的系统总体负责单位并不是北京大学。电子部‘748’工程办公室的同志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毅然决定改由北京大学负责系统总体的研制开发，王选为系统技术总负责人……‘748’工程虽屡经困难和波折，而始终大旗不倒，取得胜利，与当时的这个决定是有重大关系的。”

……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一年，中国政治的跌宕起伏几乎把所有的国人都卷入其中。但这一切对王选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正忙于解决汉字存储之后的更大的难题——汉字照排输出的技术方案。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借鉴的只有三代机的阴极管射线输出装置。

国外CRT（阴极射线管）照排机已臻成熟，这给了王选一些信心，因为CRT和感光胶片在中国都可以生产，搞CRT照相应当是可行的。这是三代机的输出方案。但是，当后续的研究分析陆续展开后，问题却日益突出。国产CRT的分辨率太低，幅面太小，亮度不足。同样，感光胶片的灵敏度亦太低，照出来的片子根本无法应用。为保证CRT高质量输出，需研制一整套复杂的校正电路，例如非线性校正、像散校正和动态聚焦，这些都是德国Hell首创的技术，“而我们对这些毫无经验”。

这条路几乎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