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看到一则报道，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56年回国后，建议中国先搞导弹，后研制飞机。当时有些同志觉得很奇怪，中国是不发达国家，飞机我们也许可以赶人家，至于导弹，连美、苏当时都还没有洲际导弹，中国怎么有能力去发展呢？钱学森的回答很妙：‘搞飞机难，搞导弹容易。’因为飞机载人，需要长时间的疲劳试验，而中国基础工业薄弱，发动机、材料等一系列困难短时间解决不了。导弹则是一次性的，这点比飞机要容易得多，但导弹要准确命中目标，要有高超的制导方法和技术，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攻克这一难题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

逼仄的国际国内环境，极度羸弱的工业基础，逼迫着王选等人只能从自己的大脑里寻找出路，以软件和智力优势克服硬件和设备不足。正因为如此，钱学森以及王选才得以突破自己的比较劣势，使中国的导弹和印刷技术能够在极低的起点上得到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飞跃，进而达到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技术层面的问题在此不再展开。

1976年8月，王选决定采用激光输出方案，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王选已经顾不上这样那样的非议，他对郭平欣说：“搞应用研究，必须采用高起点，着眼于系统成熟时未来的国际技术发展情况，否则，成果研制出来，就已经落后于时代，只能跟在外国先进技术后面亦步亦趋。激光照排符合世界照排技术发展潮流。”

郭平欣支持了王选的选择。

到1976年底，王选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这意味着汉字激光照排设备的研究已经完成了案头的工作，样机的研制随即展开。

张龙翔给北大党委打报告，请求学校对“748”项目进行重议。1977年1月27日，校党委负责人黄辛白批复：“不必重议，抓紧进行。”就在同一天，新华社技术局王豹臣来电，新华社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合作伙伴，要正式确定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关系，并已向中央上报。

几天后，王豹臣来到北大，看到了王选的方案说明，他惊喜地发现，万事俱备，只等开工了。

5月6日，四机部、新华社与北京大学在新华社召开了联席会议。

“新华社社长曾涛、副社长杨家祥，电子工业部郭平欣局长参加了会议；北大则有周老（周培源）、张龙翔等同志参加会议。……周老和我们是坐吉普车去，新华社领导觉得周老年纪这么大了，还坐这种车去新华社开会，很过意不去。这次会议可以说是‘748’工程的一个转折点，会上成立了郭平欣、杨家祥、张龙翔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这一项目，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以后的成功。1977年5月6日是周老第一次了解‘748’的内容和意义，从此以后，他就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项目，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748”工程办公室的支持下，项目组很快就选定山东潍坊电讯仪表厂(后改名为潍坊计算机厂)作为系统生产单位，选定无锡电表厂(后改名为无锡计算机厂)作为汉字终端的研制协作单位，新华社印刷厂成为了当然的第一用户，此外，合作方还有杭州通信设备厂、长春光机所和四平电子所等。那时候，经济利益这个概念几乎从未在他们的脑海里出现过，能够参与国家重大工程，这是一种荣誉，只能干好，绝无讨价还价一说。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汉字信息处理、书报电子排版”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第76项），明确由北京大学等单位负责研究开发。

紧接着，原理性样机的研制迅速获得进展。1979年春天，样机组装完毕，开始进入调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