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绝大多数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就回到家中。很少有针对职业女性的托儿所或互助机构，也没有在职母亲的榜样可供学习。我坚持兼职工作了一年，期间经历了种种体力和精神上的挑战。

每当我把纯如交给保姆，赶到实验室工作时，我都忍不住去想她会怎样。她停止哇哇大哭了吗？如果她还在哭，保姆会怎么做？这些念头非常折磨人。有时候，当我自问是否作了正确的选择时，我完全没法集中精力工作。

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说服身在台湾的母亲过来帮忙。母亲很乐意这么做。她和我们一起住了3个月，但3个月后，父亲感觉孤单寂寞，母亲只好又返回台湾。

不过，在这3个月里，我跟母亲学到了很多。母亲告诉我，纯如看见我离开家去工作的时候就不哭了。她说，“你的车刚开走，她就转身冲我笑了，泪珠还在眼眶里打转儿呢。”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一直对儿童的发育成长深感兴趣，尤其痴迷于大脑功能的生化基础。绍进虽是个物理学家，但他也对许多生物现象抱有兴趣。我们经常在餐桌上讨论，如何应用最新最好的知识成果培养纯如。打个比方说，我们曾在一本儿童行为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对于儿童正常的大脑发育来说，爬行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纯如能走之前，我们由着她在客厅满地乱爬。

绍进尤其急于开发纯如的大脑功能。他买了两套三维木头拼图，一个是球形的，另一个是正方形的。纯如还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他就把它们放在她面前。除了放在嘴里乱啃之外，纯如对它们完全没兴趣，于是绍进便自己玩了起来。那些拼图足足花了他——一个物理学家——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搞定，拆开后又拼回原状。在那之后，这些拼图被放到了绍进的办公桌上，用来测试他的研究生的智商。

纯如出生时，我和绍进约定，我们既教女儿说英语，也教她学汉语。掌握双语或多门语言有诸多好处。我们知道，学习语言最好从幼时开始。对我们来说，教纯如中文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和绍进在家里都说中文。开始时，我们还不太确定是否要同时教她两门语言。一些中国朋友告诉我们，如果让小孩同时学习中英文，他们可能会缠杂不清。他们说，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生活得很艰难，所以强烈建议我们，为生存起见，一定要教下一代说完美的英语。然而，在我当时工作的博纳实验室，一位来自荷兰的访问教授向我保证不会如此。他告诉我说，在荷兰，每个小孩都从小学习多种语言，从来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还补充说，学习多种语言的孩子比那些只学一门语言的孩子更聪明。我于是做了些研究功夫，发现当婴儿从小学习多种语言的时候，的确可以在大脑中形成新的语言中心。对此了然于心后，我们决定教纯如两种语言。我们在家中说中文，出去的时候说英文。

1969年，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物理学系给了绍进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于是，1969年夏天，我们结束了在普林斯顿两年的生活。就在搬到伊利诺伊之前，绍进受邀参加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行的一次物理学学术会议。我们很兴奋可以趁此机会游览欧洲。

那年6月份，我们在欧洲待了两个星期，纯如才不过15个月大。我的朋友觉得带这么个小不点儿去异国他乡未免太劳顿，但我们决心已定。我们带了几十条纸尿布和一个婴儿背包，轮流背着纯如。我们游览了的里雅斯特的米拉马雷城堡、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还游览了维也纳森林和多瑙河。漫步在维也纳夏宫附近景色壮丽的公园里，实在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体验。我们当时都很年轻，背着一个20磅的孩子毫无问题。一张照片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一块可以俯瞰王宫和维也纳市容的石头栏杆上。纯如坐在绍进和我的腿上。我们全都在笑着，满脸望女成凤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