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前几周，父亲把母亲送到江边的重庆中央医院。他觉得这家医院看起来颇为坚固，母亲在那里会比较安全。几天后，日本人轰炸了那家医院，部分建筑被毁。幸运的是，我母亲被及时转移到了医院的防空洞中。

为了躲避无休无止的轰炸，父亲打算把家搬到附近的山村中去，那里有许多天然的洞穴可以充当防空洞。在那个年代，生活极度艰难。物资严重短缺，尤其是药品，日用品也全都成了奢侈品。日本人轰炸并切断了物资供应线，有限的物资都被用于战争。

就在那时，因为吃了不洁的水和食物，我得了阿米巴痢疾。父母告诉我说，当时我高烧不退且大便带血。如果放在今天，现代药物很容易就可以治好这种病，但在当时，在那种条件之下，这却可能致命。父亲绝望地在重庆各家药店奔走，试图找到所需的药物。几乎是个奇迹，他最终在一家藏在偏僻小巷里的小药店找到了药物，使我得救。

在那个没有月亮的暗夜，我们的车飞快掠过艾奥瓦州的玉米田。我抚摸着纯如的额头，真切地体会到了父母对子女的爱。那是一种牺牲，一种无条件的爱。我终于明白了那种感觉，并为之深深感动。我们于1969年劳工节前夕抵达厄巴纳，搬进租住的双拼公寓。房子位于香槟城西部。厄巴纳和香槟是一对双子城，紧紧相邻，香槟在厄巴纳西部。（伊利诺伊大学的主校园位于厄巴纳。）

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找工作。我向生物化学系递交了申请。等了两个月后，洛威尔·哈格尔（Lowell Hager）教授打电话给我，说他可以给我一份兼职工作。鉴于当时我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十分理想。11月，我开始做研究助理，当时纯如19个月大。

我到处找保姆。非常幸运，有人把徐太太介绍给我。她的丈夫是在校生，两人有一个和纯如年龄相仿的儿子。每天早晨，我把纯如带到徐太太家中，到晚上再把她接回来。最开始的几天，我们把纯如送去的时候她还会哭，但她渐渐习惯，和徐太太的儿子玩得很好。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解脱。徐太太是个好太太，也是个好妈妈。她对纯如非常好。

有一天，我对徐太太说，我发现纯如最近总喜欢皱着眉头，也不像以前那么爱笑了。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你自己最近笑过吗？”

这个问题让我恍然有所悟。事实上，当时绍进和我在系里都遇到了点麻烦，我们非常不开心。徐太太劝我放松下来，享受生活。从那天开始，我经常望着镜中的自己，练习微笑。当我笑起来的时候，看上去是多么不一样啊！纯如会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的。她会模仿她所看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