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周围一片安逸的田园风光，1971年却是我和绍进非常艰难的一年。绍进工作非常辛苦，物理系很欣赏他。他在颇具声望的物理学专业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被认为是他所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的学生也都认为他是个好老师。对于像绍进这样一个母语并非英语的外来移民来说，这实在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所以入校仅仅两年后，绍进就被系里任命为副教授，并享有终身教职。不幸的是，这段时期，由于伊利诺伊州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依照政策，伊利诺伊大学的教学经费被冻结。那一年，全校员工工资都没有增长。绍进升了职但却没有加薪。此时我们不仅要付新的房屋分期贷款，现有的房子也需要重新改造。我们一家四口，有两个仍在幼年的孩子，手头一时非常拮据，我必须出去再找一份工作。

1971年秋天，我回到了哈格尔博士的实验室。我1970年春天离开实验室，但在没有工作的这期间，当有我感兴趣的学者来学校开讲座时，我偶尔还是会参加系里的研讨会。我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对我所在领域的关注，以免自己被时代落下。

我们把纯如送到我们家对面的一所蒙台梭利幼儿园。这样我早上上班之前，可以很方便地顺道送她上幼儿园。这也是我们买下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

纯如在幼儿园似乎不太开心。她开始不停地吮吸手指，半夜频频醒来。我知道，对纯如来说，一个新家，一个新幼儿园，再加上我们忙乱的生活，使她觉得没有安全感。她晚上会做噩梦，她需要确认我们对她的爱。从很早起，我就发现纯如是个敏感的孩子。发生在她周围的事情对她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对其他普通孩子要多。我也发现，我需要以一种特别温柔的方式对待她的情绪。 1972年，我的父母移民到美国，住在纽约。纯如和纯恺终于可以和他们的外公外婆见面了。尽管1968年纯如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我母亲曾经来过美国，但纯如完全不记得她。纯如和纯恺知道他们的外公外婆在台湾，但面对面打交道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这时候，绍进有一个在1972年夏天访问长岛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的机会，那里和我父母的住处很近。

我父母住在一间我弟弟帮忙租下的房子里。我父亲那时已经73岁，我母亲58岁。这将是他们生命之旅的最后一站。他们在中国大陆长大，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最终在台湾安家。他们从来不曾料想到，有朝一日会来美国安度晚年。因为他们的5个孩子都在美国。

1972年夏我们拜访我的父母时，他们刚到美国几个月，还在努力适应新生活。我父亲尤其不适应，他一直抱怨越洋长途飞行让他头痛，他花了很长时间倒时差。但我母亲见到纯如和纯恺时喜出望外。纯如是母亲的第一个外孙女，而且正如上面提到的，纯如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曾在普林斯顿看了她几个月。正因如此，纯如在母亲心中占有特殊地位。我母亲是个好厨师，我们每次去看她，她的头件事就是下厨为我们做一顿大餐。对她来说，在充饥之外，这还是一种爱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