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如对巴丁关于晶体管和超导理论的研究十分着迷，于是我们建议她不妨采访一下巴丁。我们还提醒她，巴丁已经81岁高龄，如果想要采访他的话，必须得抓紧时间。

纯如马上联系了巴丁教授，通过电话采访了他几次，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专访。纯如的文章发表于1990年1月，巴丁去世一年前。后来这篇文章被几本纪念巴丁生平的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物重新刊发了好几次。

因为纯如的科学背景和她严谨充分的调查考据，这篇文章既准确又生动。巴丁一向以静默和谦虚著称，很少在公开场合表露感情。但纯如告诉我们，她觉得巴丁温和而慈祥。或许是纯如让巴丁想起了他自己的孙女吧。

在校园里，纯如还采访了物理系和工程系许多巴丁从前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生，其中就包括尼克·霍伦亚克（Nick Holonyak）。他是一位物理学和电子工程学教授。纯如告诉我们，尽管已经多年没有上过物理课了，但从霍伦亚克那里，她仍得到许多关于物理学的深入见解。而霍伦亚克也对纯如的好学和在科学写作方面的天分大为欣赏。

作为巴丁的第一个研究生，霍伦亚克后来发明了在电子表和便携计算器中广为使用的发光二极管。纯如的文章发表后，我们在校园里偶遇过霍伦亚克几次，他告诉我们，他非常喜欢和纯如谈话。后来，他还告诉我们，他一直在关注纯如的事业进展并阅读她的著作。而纯如也总是对生长在香槟–厄巴纳这样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中深感幸运。

9月底的时候，我弟弟彬彬从他曼哈顿的办公室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有一期长达两小时、名为“革命中的中国：1911~1949”的特别节目将会由PBS播出。我父亲作为那一段中国历史的见证人和幸存者接受了该期节目的访问。我们拿到节目录像带，给纯如也复制了一份，她对此表现出很大兴趣，并对我们说，有朝一日，她也想采访一下绍进和我，了解我们的家族历史。

PBS的这期特别节目播出三周后，我母亲从纽约打来电话。她说当天她咳出了两块豌豆大的血块。我们兄弟姐妹都极为担心，劝她尽早去看医生。不久传来消息，医生说她的肺部有肿瘤，可能是恶性的。

这个诊断结果震惊了全家人。我请假飞到纽约帮忙照顾妈妈。11月27日，我姐姐菱舲和我陪她去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进行活体组织检查。医生发现肿瘤的确是恶性的，但癌细胞来自乳腺而非肺部。这事实上是个好消息，因为已有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的药物，但肺癌却相当难治。活体组织检查后，医生决定不切除肿瘤，而代以抗癌的处方药物。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为有药可救感到欣慰，但我们也知道，母亲的乳腺癌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器官——这是预示总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一个坏征兆。我从纽约回到家，精疲力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