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的付出、平凡的良心、真诚的感动，难熬的漫漫长夜，峥嵘的难忘岁月，这就是俞敏洪心目中的生活。他一直认为，底蕴的厚度决定事业的高度。成功的道路上确实存在幸运的成分，但重要的还是雄心、驱动力和辛勤工作。

俞敏洪离开北大之际，出国潮、经商潮的“惊涛骇浪”正轮番冲击着菁菁燕园。出国是第一选择，其次便是进机关从政，再次就是做生意。没能出国的同学，很多都下海经商去了。当年和他一起留在北大教书的两个同学，一个下海开办了一家制造螺钉帽的螺丝厂，成了百万富翁，产品远销瑞士。另一个同学倒腾汽车轮胎，也赚得盆满钵满。

这两个同学的“发迹”，刺激着俞敏洪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他感觉自己和同学们的差距越来越大。早年间，俞敏洪并没有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与能力，也从没想过。后来由于经济状况窘迫，俞敏洪瞒着北大偷偷摸摸地到社会上的英语培训班讲课挣钱。这样的偶然事件，激活了俞敏洪的商业思维，最终催生了新东方。1993年，新东方一年的培训规模已经有数千人次，经过反复考量，俞敏洪决定和东方大学分道扬镳，“交了那么多品牌使用费给东方大学，对方只是给我加盖一个公章而已，以后怎么办？不能总这样吧？越想越觉得憋屈。”

东方大学的老教授们很喜欢俞敏洪，因为他每年能为大学贡献不菲的赢利，老教授们甚至动过念头吸纳俞敏洪成为股东，但是这个动议没有在内部达成共识，于是也就不了了之。老教授们回复俞敏洪：“小俞，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模式继续合作吧。”

俞敏洪坚定地说：“不，我要创办属于自己的培训学校。”

如今，让我们做一假设，如果当时东方大学的创办者们承诺给予俞敏洪30%甚至更多的股份，会不会还有新东方？俞敏洪笑言：“或许我真就没有动力去创办新东方了。”

挨到1995年，俞敏洪积累了30万元，来新东方上课的学生数量已经蔚为壮观。基于这样的前提，俞敏洪将30万元全部投入到新东方的再发展中。做出这一冒险举动之前，俞敏洪有最坏的预估：即使这30万元全部赔掉，只意味着自己暂时在经济上一无所有，但自己还是一个英语老师，每晚可以挣到20元的讲课费，不至于饿肚子流浪街头。

创业早期，俞敏洪有两点感悟：要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或者能带来良好结果的事情；要运用常识和智慧，远离危险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