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要有期待，哪怕是没有希望实现的期待。

一味地抱怨、指责，是无能的表现。与其悲且愤，莫若起而行。行动是证明自我的最好方式。所有的成功其实都产生于两种状态，一种是自愿自觉去做，另一种是尽管艰难却别无选择，坚韧不拔地去做。

北大求学的最后一年，俞敏洪有门课程考试不及格。为了能够顺利毕业，他找到了课程负责老师罗经国教授，红着脸恳求：“如果这门课程不及格的话，我就不能毕业了，希望老师能够网开一面。”

罗教授沉吟片刻，语重心长地说道：“没问题，为了你能顺利毕业，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一定记住，不管你毕业之后做什么，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及格分数的事业。”

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必定有心。教授的一席话沉甸甸的，多年以来一直鞭策着俞敏洪。而这也成为他拼命创业的动力之一——只为“洗刷”曾经的羞愧。搬离北大的最初两年，俞敏洪夫妇租住在北五环附近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1991年，俞敏洪的妻子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德语，1992年辞职，以“管账婆”的身份和俞敏洪一起做起了英语培训的生意。当地一户农民腾出10平方米的民宅给他们。那户农民的光景不算太穷，因为他们在颐和园门口贩卖胶卷，有着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俞敏洪并没有支付房租。他用自己的知识和农民做了一次等价交换。农民家有一个小孩儿，正上小学二年级，成绩很糟糕。俞敏洪对农民夫妇说：“我和我老婆都可以给你们的孩子当家教，我有信心把他的成绩提高到全班前10名。如果我帮你家小孩提高了成绩，希望你们可以免除我的房租。你们觉得可以吗？”

农民夫妇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同意了，俞敏洪和妻子轮流做起了不拿“工资”的家教。俞敏洪教了那个小孩两年多，小孩的成绩突飞猛进，从班级倒数冲到了全班前5名。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俞敏洪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搬离六郎庄之时，农民夫妇依依不舍，恳切地希望他能继续给小孩做家教，他们愿意支付费用。

俞敏洪很喜欢小孩，所以就爽快地答应了：“以后每个星期六你们把孩子送到我家就行，我负责继续教他。”

之后农民夫妇把孩子送到俞敏洪家上过几次课，但后来就没再坚持送孩子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