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史学界学术讨论会，即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尽管条件较差，到会的各地代表却非常踊跃。正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谢国桢、王戎笙、白钢等八位先生，华东师大的谢天佑、王家范，兰州大学的赵俪生，郑州大学的高敏，山东大学的孙祚民，陕西师大的孙达人，河北大学的漆侠，当时在上海师大的王春瑜，还有很多同行，记不清了。会上讨论得非常激烈，主要是围绕着一些观点争论不休，自然是各持己见，得不出什么结论。会议发起单位华东师大还组织与会者在上海参观了党的“一大”会址、豫园，到苏州游览了拙政园、虎丘、寒山寺；会议结束时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我也当选为理事。在八十年代农民战争史研究还处于高潮，两年一次的年会颇受史学界的重视，由谢天佑、王家范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辑刊》和白钢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论丛》不仅能顺利出版，而且有相当影响。在这两种刊物上，我发表了一批有关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题研究文章，澄清了不少问题。到1982年冬终于写完了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年该书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量达一万六千册，早已脱销。

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上，取得的进展主要为：

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背景。对明朝末年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除了奋起反抗别无生路，引用的典型史料颇能说明问题，从而论证了起义的正义性。

二、李自成早年当过放羊娃，参加起义前是米脂县银川（银字当写作方框内加言字）驿驿卒(马夫)。吴伟业《绥寇纪略》和《明史》等书说他同侄儿李过一道投入明朝官军，后来在金县起义的记载完全不可靠（参见《李自成起事考》）。

三、李自成参加起义后是在王左挂部下，编为八队，绰号“闯将”。王左挂投降后，李自成即成为一支独立的队伍，人称“八队”。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闯将”是“闯王”高迎祥部下的一员将。其实，“闯王”、“闯将”、“八大王”、“闯世王”、“点灯子”、“乡里人”等等都只是参加起义的人为了避免暴露真实姓名以连累家庭和亲属而随口起的绰号，一般不存在从属关系。李自成也从来不是高迎祥的部将。根据明末残档，崇祯五年冬李自成（闯将）已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中名列前茅，为明廷所关注。许多书上说，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后李自成才“继为闯王”，根本不对。据我的查考，李自成的绰号只有“闯将”，崇祯十五年为各部首领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次年在襄阳又被推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他自己并没有称过“闯王”；“闯王”的称呼来自百姓。

四、李岩的问题，已如上述，不赘。

五、荥阳大会的问题。在许多史籍中都记载了所谓“荥阳大会”，据说崇祯八年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会集于河南荥阳，决定“分兵定向”；李自成还在会上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为许多史著甚至通俗读物所引用。其实，这个重大事件完全不可靠，它出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却同许多第一手材料相抵触。早在“文革”以前，浙江方福仁先生就撰文首先指出“荥阳大会”纯属虚构（方文大概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完全赞同方福仁先生的论断，并用当时任职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枢政录》、河南巡抚玄默的《剿贼图记》、河南巡按金光晨的《两河封事》以及清初《荥阳县志》等第一手材料加以证实。